【《财经网》专稿/专栏作家汪涛】在当前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一个最常提到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从出口拉动，转变为国内消费拉动？

　　众所周知，相对于投资及出口，国内消费增长较低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结构性失衡之一。有些人希望，中国国内消费能加速增长，带领地区和世界经济走向复苏。

　　在目前全球经济持续衰退、拖累中国出口的情况下，国内消费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期而言，中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近期，包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内的政策措施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的消费（甚至私人消费）近年来增长一直很快。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疲弱，是相对而言的，即消费增长的步伐通常落后于投资及出口。

　　短期内，随着出口需求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国内需求拉动。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偏重于投资，但我们预计，通货膨胀快速回落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可以部分抵消失业上升和工资增速放缓等负面影响，消费增长将保持一定的韧性。

　　然而，转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消费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仍是一项中期的挑战，需要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也需要时间。近期的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伐，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对于投资者而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拉动转变存在困难，并不意味着消费本身增长会很慢，也不意味着对众多消费品而言，中国不会成长为最大的增长的市场；而是意味着，整体而言，至少未来两年内，中国投资和生产的速度将继续快于国内消费。那些预计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快速转变为消费拉动、并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人，可能会失望。

一、中国消费增长是强是弱？

　　在探讨中国的消费问题时，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消费增长一直都很缓慢。实际上，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的增长势头一直非常快。从1997年到2007年，实际消费年均增长9%左右，而过去五年更是年均增长9.5%。甚至居民消费的增长也十分强劲。过去十年，居民名义消费年均增长9.7%，而实际消费年均增长8.5%。别忘了，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的消费包括了商品和服务，而每月公布的零售总额数字仅包含商品（且零售总额也包括一些对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销售）。

　　但即便在多年的迅猛增长后，和全球三大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整体消费支出规模仍然较小。虽然中国人口超过13亿，但人均GDP仍仅是发达国家的零头而已。这意味着中国人均消费相当低，尤其是按市场汇率而非购买力平价基准来衡量的话。

　　如果要讨论中国是否正在进口，以及将来是否要进口大量消费品，用市场汇率来衡量消费支出是比较合适的。按美元计，2007年中国的消费支出总额约为1.7万亿美元，远低于美国（12万亿美元）或欧盟（欧盟27 国为14万亿美元），仅为日本消费支出总额的一半。很明显，由于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中国消费增长提速，不可能在短期内抵消三大经济体消费需求的疲弱。

　　在谈到中国消费疲软这一话题时，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增长迅速，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偏低，而且近年来还在下降。2007年，消费仅仅占到了GDP的一半，而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5%；与20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相比，下跌了约10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尽管消费增长迅速，但整体GDP增速更快。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从2002年起，也开始依赖于净出口的加速增长。

二、消费增速为何落后？

　　“中国消费的相对疲弱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过高”，这一观点目前已广为人知。关于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一种普遍认同的解释，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近年来居民储蓄率攀升。

　　虽然我们同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居民储蓄多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认为，居民消费增长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收入——增长滞后。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偏重工业、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以及伴随而来的企业的高利润和高储蓄。

　　此外，有利的人口结构、为退休和医疗保健的审慎储蓄、消费和中小企业的信贷发展不够成熟等，也都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与居民消费十分相似。那么，导致工资即劳动者报酬相对疲软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是非农就业就业增长相对较慢，而不是平均工资增长缓慢。从1999年到2007年，官方公布的名义工资年均增幅为14.3%，实际工资年均增幅约为13%。实际上，就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前，工资水平上升及其对中国竞争力可持续性的影响，已经在过去几年引起了担忧。

　　当然，官方公布的工资数据只覆盖了不到一半的非农就业岗位，而且由于统计样本偏向大型企业，因此有夸大全国工资平均增幅之嫌。此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高于工资涨幅，因此并未削弱竞争力。尽管如此，大多数估算都认为，过去十年的实际工资增幅高于10%。

　　另一方面，与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一致，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并未带动非农就业的快速增长。从2000年到2007年（不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中国几千万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非农就业年均增幅为3.4%，低于80年代的6.9%和1980年到1995年的6.2%。3.4%的非农就业增幅本身固然相当可观，但低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日本（约4% ）和韩国（大于5%），即便当时这两国的整体GDP增速低于目前中国的增速。

　　为何过去十年中国GDP快速增长创造出的非农就业不多？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一直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而在最近十年内，工业化比之前更加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正如世界银行的高路易所指出的，比较各国的经济结构，资本密集度越高，意味着工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也越高。这是因为工业相对于服务业及农业，通常需要更多的投资来积累实物资本。在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内工业化的轨迹日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原因是工业的增长更偏重于重工业。在创造同样附加值的前提下，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钢铁和石化之类的重工业，雇佣的员工人数远低于诸如鞋厂或服务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作为一个起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然将经历一段快速工业化时期。近年来经济发展之所以偏向重工业，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创造出了国内对工程机械和原材料（包括钢铁、水泥、其他建造材料和化工产品）的大量需求；投资渠道有限、资本管制、高储蓄率也使得国内资金充裕且利率偏低；政府的相关政策，包括把要素价格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企业储蓄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且并不广为人知）的因素，恐怕是中国资本密集型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正如Kuijs和He（2007年）的论文所述，偏重工业和投资的经济结构，自然会导致更高的企业储蓄。如果生产（和经济增长）更加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收益中将有更大的一部分分配给资本，而非劳动力。与工业扩张尤其是重工业扩张同时发生的，是经济中的经营盈余近年来稳步增长。

　　除了工业密集型的经济结构以及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可以解释企业储蓄为何增加。

　　首先，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在随后几年中大幅提升。从1997年到2001年间，政府不仅关闭了数千家中小型国有企业，使几千万名工人下岗，同时还剥离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不仅直接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且还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变得更加以利润为导向。

　　其次，中国的国有企业直至最近都不需要分红（仅在2008年提出了试点方案）。这意味着，对国有资本的回报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政府）再分配到居民手中。

　　当然，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部分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宗商品价格大涨。一些与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石化、煤炭和金属采矿及发电等，占90年代末以来工业利润累计总额的四成左右。这些行业往往由国有企业主导，而这些国有企业又支付相对较少的资源税（包括环保费用），并且直到最近都不需要分红。因此，庞大的营业盈余被用来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及投资，包括进军其他行业。

　　国内金融市场还不成熟、提供的投资工具寥寥无几，以及基本封闭的资本账户，加剧了企业将留存利润转为更多的实体投资的趋势。庞大的国内储蓄使得利率长期在低位徘徊，降低了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

　　此外，企业储蓄偏高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企业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信贷限制。

三、经济失衡不可持续

　　对投资和工业的偏重，以及企业维持高储蓄的能力，都受到了政府有关政策的推动。“偏好工业”和“偏好投资”的政策包括：

　　把 GDP增速及相关指标（如工业生产、当地经济实物方面的变化等）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最重要标准；

　　现行财税体系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偏好工业增长的经济激励——地方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主要向工业企业征收）和企业所得税；

　　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来支配基本经常性开支外的超额收入；

　　将工业所需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和能源）的价格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将国有企业利润留存在企业部门用于再投资，这（再加上固定汇率和封闭的资本账户）降低了资本成本；

　　在一些服务领域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改革进展缓慢。

　　现有的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但也造成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政策和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而言相当成功。中国能够持续地把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尤其是能产生制造业产能的投资，这增加了可贸易品的供给，并压低了通胀。中国经济得以在低通胀的环境中高速增长了十多年。

　　此外，企业储蓄增长和劳动力收入比重较低，也意味着生产能力增长要快于消费能力增长，这带来了不断提高的经常账户顺差。通常，如果一个经济体内的投资迅猛增长——像许多新兴市场那样——那么该经济体的储蓄和投资的差距会逐渐拉大，并出现贸易或经常账户赤字（或顺差减少）。

　　就中国而言，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及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角度看，只要超过了国内需求的产能生产的是国际市场上需要的商品，目前的增长模式就依然是成功的（除了会发生贸易摩擦）。

　　然而，这一成功的模式存在着若干问题，消费占GDP 比重下滑便是一例。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投资，依赖于国际市场对过剩供给的消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这一模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如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一样。

　　此外，过度依赖投资和工业的副作用，是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另一个危害增长可持续性的因素。

四、居民高储蓄溯源

　　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比大多数国家要高（但未高于印度）。我们认为，有利的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居民审慎储蓄，以及缺乏信贷市场融资渠道等，都是中国居民储蓄率高企的重要原因。

　　人口结构趋势可能是最明显的因素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后，工作人口养老抚幼的整体负担（抚养比）自80年代初开始一直下跌。随着抚养比下降，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这一时期稳步增长。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后，由于缺乏一个包括养老、医疗和失业救济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近十年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储蓄不断上升。的确，截至2007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口有某种形式的养老保险，不到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拥有失业保险。至于医疗保险，截至2007年，不到半数的城镇人口有医疗保险，而农村居民的覆盖率更差。

　　不过，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行国企改革时，政府在（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降低，但很难说自那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因此，这无法解释最近几年城镇居民储蓄的继续攀升。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很显然这需要更多扎实的研究——可能是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的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都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

　　居民储蓄率高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信贷限制。尽管近几年来迅猛发展，包括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和信用卡使用在内，消费信贷在银行信贷总额中比重仍然很小，不到10%。

五、消费目前能否成为经济增长引擎？

　　目前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刺激中国的消费增长？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

　　尽管受失业上升拖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本轮经济下滑中，消费增长将保持一定的韧性。城镇地区通胀快速回落和负财富效应的反转，都将是支撑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近期的降息，提高诸如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等社会保障支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降低某些消费品的购置税等措施，将抵消经济下滑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通过刺激某些行业的需求，以投资为重心的财政刺激措施和信贷政策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传导到消费。

　　不过，想让消费成为比投资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在中期内做出艰难的政策转变。如前文所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对消费的依赖度，需要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更偏向于劳动密集型，这样才能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收入；必须解决要素相对价格扭曲的问题，并让国有企业开始分配利润；此外，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信贷市场也会有帮助。但即使不同的利益团体能够达成政治共识，推动这些改革，这些改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效果。

　　短期内刺激消费和GDP增长的政策，未必会与中期促使经济重新平衡、并转变增长模式的政策相抵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能相互补充。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力度，就是兼顾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的很好例证。未来几年，投资者需要关注更多的政策转变，来评估经济转型过程的进展。

　　在经济下滑时期，消费增长通常会遭受失业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的打击，尽管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本轮经济下滑中，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估计，2009年中国总的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1500万人，今年的工资增速预计也将放缓；而在2007年和2008年，工资增速分别达到了19%和14%。

　　不过，一些因素有望支撑今年消费增长的韧性，包括通胀快速回落，来自股市和楼市的负面财富效应逐渐消散（并反转），以及政府出台稳定收入和刺激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

　　我们预计，消费品价格（尤其是食品和能源价格）通胀的快速回落，将有助于增加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一年前，食品价格同比增长达20%多；有些食品价格甚至上涨了一倍多。而现在，食品价格大幅回调，一些食品的价格同比下跌了20%。而食品约占居民消费的三分之一。由于CPI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食品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周期，因此CPI的近期下跌转变为持续通缩，从而抑制消费的可能性有限。相反，通胀快速回落，对实际可支配收入及消费者支出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

六、减税作用有限

　　在2008年期间，居民持有的股票价值缩水了一半以上，大幅降低了当年居民财富的增速（由于股票占居民财富的比重较小，因此2008年居民的名义财富总额依为正增长）。即使不会反转，2008年股市暴跌引发的负面财富效应也将在今年消散。自从2008年10月以来，政府已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的措施，预计将有助于稳定消费，并抵消经济下滑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降低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仿效美国，将减轻个人税负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财政刺激政策中？这难道不是一项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转型的重要措施吗？

　　我们认为，宏观层面上，下调个人所得税率在刺激消费方面不会起到很大作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的确较高（最高边际税率为45%，减免额很小），但总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据官方媒体称不到10%）缴个人所得税。因此，虽然来自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在最近十年强劲增长，但到2007年也仅占到GDP的1%左右。这一点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状况有明显差异，这些国家的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得多，而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高。如果政府的确希望提高居民的实际工资所得，那么就应当考虑降低社会保障的个人支出费用。支付社会保障费用的人数要多得多，而且这些费用也相对较高。

七、解析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政府近期在刺激消费方面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且也被认为是造成居民——甚至富裕人群——审慎储蓄偏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提高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扩大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对可持续地刺激消费而言，是迈进了一大步。

　　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政府增加的相关支出，会对中国的储蓄和消费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否就是一些人声称的改变模式的关键一步？

　　对此我们并不认同。至少它目前还不是。

　　最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确设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未来建立覆盖全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未来三年内，政府将在建立服务于城镇非劳动人口及农村居民的若干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加大支出以建立和改善社区及农村的诊所及医院，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供应；建立旨在降低医药成本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三年期结束前在医疗服务行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参与竞争。

　　我们预计，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加大政府支出力度，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医疗保健服务的消费需求，并增加居民对其他商品及服务的支出。由于政府的部分新增投资也将用于增加医疗卫生系统的就业岗位和工资，这也将直接刺激消费。

　　然而，尽管这是一个重要举措，但就新增的支出和未来两年至三年的目标而言，该医改方案的力度似乎并不大。政府预计，未来三年内各级政府与医改相关的支出将达8500亿元（占2008年全国GDP的2.8%），包括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的投入、建立新的医疗卫生设施、以及对医院进行补贴以弥补药品利润的下滑。邹敏认为，大约一半的医改支出为新增投入，约占2009年至2011年每年GDP的三分之一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当前医疗卫生体制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医药和治疗费用飙升、看病难、缺少民营的参与和竞争等，只能在较长时间逐步解决。具体措施及时间表仍在争议中。

　　换言之，我们预计，最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近期将会增加居民消费，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从而降低居民的储蓄率。另外，请记住：如前所述，当谈到中国的消费时，居民储蓄率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八、拉动消费需要什么政策？

　　尽管有很多因素可使中国消费增长在经济下滑时保持韧性，但未来几年内很难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提高消费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以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

　　——取消和降低许多服务行业的限制及税负；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服务行业，参与竞争；

　　——提高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考核地方官员时，将就业和环保作为比GDP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标准。

　　（二）减少企业储蓄：

　　——通过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费用来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价格补贴，允许人民币汇率升值；

　　——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部门的再分配（间接通过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支出）；

　　——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业，以增加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从资本市场和银行融资的渠道。

　　（三）降低居民储蓄：

　　——通过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障制度；

　　——发展消费信贷市场。

　　以上提到的大多数结构性政策转变，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政治支持，而且需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贯彻实施、产生效果。其中一些措施，如提高要素的相对材料价格、增加国企分红，在当前经济下滑、企业部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较难实施，尽管这些是中央政府的中期目标。

　　未来几年内，投资者应对照以上几点，关注更多的政策转变，并以此来评估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拉动转变这一过程中的进展。同时我们再次强调：在本轮经济下滑中，中国的消费增长仍将保持一定的韧性。■

　　作者为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