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9 月，傅雷（左）与傅聪在西湖上 坐船游玩。这一年，22 岁的傅聪开始了首次钢 琴欧洲巡演。两年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 帽子。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决定出走英国，飞 往伦敦的班机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已发出了 傅聪出走的电讯。傅聪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如果我回国，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 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 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 是内疚的。”

傅雷：孤寂良心
Fu Lei: A Noble Spirit
文/冯玥 2008年4月7日，傅雷百年诞辰。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展开。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据说是迄今之最。
　　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已经为人耳熟能详。他翻译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梅里美，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傅雷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如今这些著作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作为“社会良心”的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雷一生，从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他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留法期间，他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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