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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路上的行人从街上一幅巨大的电影海报《智取威虎山》前走过。在科尼眼中,他只看到头顶一 颗红五星的军人。他不知道,这是一部改编自“文革”著名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电影。这一年11 月, 毛泽东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样板戏”开始走下坡路。
费城老乐手北京记忆

费城老乐手北京记忆
Harmony Strikes Twice-PHO Returns to Beijing
文/本刊记者 张策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今年6月再次回到他们35年前演奏的剧院,这里也是他们对中国和北京所有记忆开始的地方。
  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第一次访问北京,一扇沉重的大门在他们面前打开,真实的中国第一次展现在普通美国人眼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乐团第一次在这里演奏,地点是北京西长安街边的民族宫礼堂(今名民族宫大剧院)。
  参加过当年演出的104名乐手中,有10个人今天还是费城交响乐团成员。他们中最年长的86岁,最年轻的也已经61岁。
  2008年的北京首演中,他们再次演奏了当年的曲目:贝多芬的《田园》与《埃格蒙特序曲》、钢琴协奏曲《黄河》。当年与他们合作演奏《黄河》的,是钢琴家殷承宗。今年67岁的殷承宗在那次演出十年之后,成为一名美国公民。这次与他们合作的,是年轻的中国钢琴家郎朗。
  政治家们更愿意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费城交响乐团重回北京的意义。1973年的时候,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北京还处在“文革”末期的动荡之中。中国为这支美国乐团敞开的是一扇已经关闭了25年的大门。但对十名重返北京的老乐手而言,他们这次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真实的新生与开放。

“无法设想的城市”
  在这次2008年特别音乐会的排练现场,十名老乐手发现,民族宫大剧院的后台与35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而第一次到这里的年轻乐手形容它的走廊“阴暗、诡异”。
  策划此次演出的中方代表余隆已预知乐手们将有这样的感触,他很巧妙地做了铺垫:“我在后台贴了很多纸条,‘请不要对舞台和后台的简陋惊讶,当年你们就是这样演的!’”
  排练结束后,组织者向每个人发放了一张普通的餐券,上面盖着一个巨大的红戳。乐手们步行走过一段长安街,到几百米外的民族饭店用餐,然后再步行返回剧院。
  76岁的低音提琴副首席内尔科尼(Neil Courtney)须发银白,步履缓慢。当天刺眼的日光让他有些疲惫,但他的左肩上始终挂着相机。和35年前第一次来这里时一样,他很想记录下这个城市一切有趣的画面,但那个时候他记得他只能乘车经过这条大街。
  科尼向《视觉》记者回忆起35年前第一次来到长安街的情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整条路已经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戒严了。直到我们看到宽宽的街道两旁站满了手举鲜花的孩子,他们很有节奏地上下跳跃,还整齐地喊着口号。翻译对我们说,那是特地来欢迎我们的少先队员。于是我们拉开车窗,微笑着向孩子们挥手。一路上,长长的欢迎队伍始终不知疲倦地这样欢呼和跳跃着。”事实上,当天所有欢迎队伍中的孩子们为此专门停了课,排练欢迎口号和动作。
  从外表上看,民族文化宫礼堂在35年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作为建于1959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建筑之一,它曾经是长安街上最高规格的演出场地,被《世界建筑史》称为“新中国第一宫殿”。十年前,中国政府还投资1.6亿元人民币,对它进行加固和全面装修。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再被用于最重要的演出。不远处,已经耸立起半球型的国家大剧院。
  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的音响设备,与35年前相比有了非常多的改善,但是每当铜管乐手吹出高音,喇叭里还是会发出细小但刺耳的噪音。有的听众还不时在小声交谈。在35年前,这座剧院里的观众们甚至屏住了呼吸去聆听。科尼对1973年北京观众的印象是:“你完全看不出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事件。此次访问的许可,是由周恩来总理在我们会谈期间批准的。当时我们讨论了我们两个国家间最敏感的问题。双方一致认为,由世界上最杰出之一的交响乐团到中国访问演出,展现我们之间关系的突破性进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将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基辛格回忆说。
  当年,确定演出曲目与人员曾是个复杂的过程。
“中国限制演出的随行人员和舞台人员,最后精简到只有乐团总经理索科洛夫(Sokoloff)先生,后勤主管约瑟夫斯达拉塞(Joseph Santarlasci)先生,奥曼迪夫妇,乐队主席温顿巴利斯(Wanton Balis)夫妇,评论员路易斯胡德(Louis Hood),以及五名新闻记者。”《费城问询者报》前音乐评论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回忆说。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运送一个大型乐团沿地球环绕半圈也是一件棘手的事。而1973年的条件远非理想,”基辛格也回忆说,“那时,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刚刚成立。”
  于是,乐手、随行人员和乐器塞满了一架波音707客机,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尝试着向中国飞来。
  乐团以为他们将前往“只有马车和自行车的国家”,在出发前自备了矿泉水、卫生纸、餐巾纸。这种对物质匮乏的担忧在乐团内部普遍存在,而更多的担忧和好奇来自意识形态领域。
  “70年代初的美国,因为越战的原因,青年们对政府已经失去信任。我那时正在上大学,我从新闻里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非常落后、非常贫穷、非常封闭。”科尼的妻子朱丽(Julie Courtney)说。
  “那时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消息都非常少,北京对我们来说是一座无法设想的城市,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家,而且我们知道它当时处在一个非正常的时期,”小提琴手赫伯特莱特(Herbert Light)说,“我们是前往中国的先锋。”

35年前的北京印象
  1973年9月12日,科尼有了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四周非常黑,走出舱门时,外面仅有的光源也显得很昏暗。迎接我们的人就站在跑道旁不远处,我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小的机场,而我们的飞机是整个停机坪里惟一的一架飞机。我低声和同事讨论为什么机场的照明条件这么差,有人分析说好像是害怕光亮会暴露战略目标引来轰炸。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真的已经来到中国了。”
  而当他们再一次回到北京,首都机场的3号航站楼已经启用。从设施上看,他们再找不到简陋、狭小的感觉;但是,严格的安检让大提琴手鲍勃卡法罗(Bob Cafaro)吃了一惊。“以前的任何飞行都可以带水,但北京不成,我只好把自备的两瓶水在登机前一下子全喝掉。”他说。
  35年前,中国人在机场为费城交响乐团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成员仍记得仪式上的鲜花、加厚的沙发椅子,还有茶。随后,他们登上开往市区的巴士,一路上有警车为他们开道。
  巴士停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前门饭店(现为前门建国饭店),除了北京饭店,它是解放后北京最著名的涉外酒店。
  “房间墙壁是绿色的,房间里有一盏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很简陋,但在当时据说是北京非常好的酒店。”定音鼓副首席安东尼奥兰多(Anthony Orlando)说。当年26岁的他是乐团最年轻的成员,在出发前,他买了他的第一台照相机,准备把看到的一切都拍摄下来。
  科尼也异常兴奋。他一夜未眠,皮箱里装着在费城唐人街裁缝店里做的中山装(Mao Jacket)。自从他做了这件衣服,乐团经理就好心地提醒他,最好不要在公开亮相的时候尝试“奇装异服”,而现在他真的来到了毛泽东的国家。第二天一早,科尼被阳台外轻微的响动吸引住了——衣着单调的成年人正在楼下的公园里打太极拳。
  “原来这才是中国人迎接新的一天的方式。我真的很高兴能在第一时间感受这样的中国,不是《时代》封面上那些穿着绿衣服举着小红书的疯狂场面,而是纯粹的中国特色的传统。”科尼想。
  作为一个美国人,科尼不知道,在他来到中国时,“手举红宝书”这种林彪倡导的象征性动作,已经在两年前随他的死一同消失。
  每天早上7点,小提琴手哈罗德科雷恩(Harold Klein)会被北京街头叮叮的自行车铃声叫醒。“这座城市不需要闹钟,只要听窗外传来的自行车铃声,就可以判断出大致的时间了。”他说。
  美国乐手们尝试进入北京人的普通生活。西方人25年没有在北京的街道上散步了。骑车的人停了下来,他们看到这么多的外国人出现,愣在那里。
  科尼记得他买了一个“空竹”,拿着它到酒店的停车场练习,但是他“悠”不起来,一个路过的北京人向他示意可以教他。“他先向我展示他的技能,玩得非常好,然后就开始教我,”他告诉《视觉》记者,“大约半个小时后,上百名路过的北京人开始围观。因为人太多了,最后警察不得不过来疏散人群。”
乐手们游览了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和故宫。在筒子河边,他们经常可以听到普通的北京百姓演奏二胡、琵琶、笙之类的民族乐器。
  乐手们想在北京购买礼物,但他们能够买到的商品种类十分有限。那时对他们开放的商店,只有友谊商店和一些酒店内部的商店。音乐家们受到谨慎的照顾,酒店里的服务员是隐形的,但他们能清楚地知道乐手们什么时间离开房间,什么时候再回去。因为乐手们的杯子里永远有新鲜的热茶。
  科尼为家人购买了很多礼物:古董、茅台酒、丝绸。因为行李箱塞不下,他决定把拖鞋留在北京的旅馆里,“我觉得服务员自然会把它当废弃的垃圾处理掉,所以根本没想过要特别关照他们一声。”科尼告诉《视觉》记者。
  抵达上海之后,他们按照门牌上标注的姓名进入各自的房间。科尼发现,床上有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那双和自己分别了一天多的拖鞋被仔细地装在袋子里。“甚至还比以前干净了一些。”他说。

“归位”
  在35周年纪念演出结束后,乐手们乘坐三辆大巴前往王府饭店享用晚宴。为了遵守长安街上不得左转的交通规则,大巴要往反方向绕行一个路口才能掉头。不再有警车开道,也不再有手举鲜花的少先队员,他们的车队安安静静地融入北京夜晚的车流里。
  与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时一样,他们在夜色中,又看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发现尽管已经有五条机动车道,长安街仍然拥堵不堪。而35年前,警车可以轻松地为他们剥开巨大的自行车车流,机动车只是这条道路上的少数交通工具。
  奥兰多记得,35年前“这座城市没有颜色,除了孩子们,每个人都穿得一样。没有男孩子和女孩子走在一起,没有外表上的情侣”。但这一次,他看到了绚烂的服装和亲吻着的恋人。
  在离开北京前,乐手们有一天自由活动时间。第一次到北京的乐队成员,还是选择去看看长城和十三陵。在慕田峪,他们发现了一段“野长城”,然后用一个小时登上了“野长城”上最高的烽火台。
  十名老乐手已经不适合这种危险的游戏,他们中大部分利用这一天在北京闲逛。
  科尼和妻子朱丽手挽手出现在北京街头,已经没有人向他们投来特别的目光。“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毛泽东是个伟人。但是当我看到你们现在的一切,我认为你们现在的状况更好。”朱丽说。
  为了纪念这场35年后的演出,策划者余隆宣布要请费城乐手们喝“北冰洋”汽水——这是昔日北京惟一的软饮料品牌。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兑现,因为工作人员已经很难在市场上找到这种汽水。
  重返北京的老乐手们在街头竭力寻找35年前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但他们发现很多已经找不回来。
“我至今记得当时北京的样子,北京的胡同。这座古城阳光温暖,天空清澈,湛蓝湛蓝的。”莱特说。
  “那时这座城市真是太美了,古老、安静。我喜欢它的历史、它的格调。我记得我们去了颐和园,看了芭蕾舞《白毛女》,一切都太美了。”奥兰多说。
  科尼记得所有自行车都不上锁,“连银行也没有保险措施,因为我看到钱就放在普通抽屉里。”
  但对于第一次到中国的科尼夫人来说,她的记忆里没有那些场景。她反复问《视觉》记者:“为什么到处都是抽烟的人?还有,我觉得你们的空气质量实在太糟糕了!”
  在位于中国大饭店15层、面朝长安街的酒店房间里,奥兰多用手指着对面的大楼和大楼前面被车流淹没的长安街说:“从1973年到1993年,这座城市的变化是巨大的,但从1993年到现在则是惊人的。40年中,费城大概只修建了两条主要道路,市中心也建起一些高大的建筑,但是与北京相比,九牛一毛。”
  35年前,乐手们能够在中国买到的东西只有几种,现在他们发现这里无所不有。乐团的中音提琴手朱迪葛思特(Judy Geist)现在使用的就是一支中国生产的琴弓,乐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武汉生产的锣。
  但他们也发现问题的另外一面。奥兰多曾经一个人去逛“秀水”,会说英文的中国小贩缠住他。这是他不喜欢的,所以他什么也没有买。他记得35年前不是这样。
  在参加了为乐手们举行的告别晚宴后,86岁的小提琴手杰罗姆威格勒(Jerome Wigler)独自返回了房间。奥兰多则没有出席,他用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陪伴自己的朋友们。他说在35年前这不可能,因为任何行程都必须服从安排。
  “如果要我说什么变了,我想北京不再不同,我现在觉得这里和东京没有什么区别。”莱特说。他坐在饭店大堂宽大的沙发里,四周巨大的红色柱子还有金色吊灯让这里金碧辉煌。35年中,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已经超过84家。
  “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特别,这里的一切都开始归位。”他对《视觉》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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