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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坐落在北京城中轴线附近的鼓楼,由于附近保留了一些老式民居,现在已经变成了最具北京民俗味道的一处旅游景观。站在同处中轴线上的景山向北望时,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片老北京风味的代表已经被周围高楼林立的新北京挤在一处狭小的区域中。
运动的北京城

运动的北京城
Beijing: Tales From A Changing City
文/杨浪
(甲)
  大清龙旗一时落,北京王气黯然收。
  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古都与“王气”“皇家”“龙脉”这些代名词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故都浓郁的落寞,日据时期大批人口南迁留下的寂寥,依然是这个城市的主色调。
  1949年以前的北京,既算不得政治中心,也算不得经济中心,差强称得上是个文化中心;从这层意义上,并非定都的绝佳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的话,亲英美派且得到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选择定都南京——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城市,那么共产党选择北京也顺理成章——地近苏联、蒙古和东三省,军事安全和经济后盾较其他城市也许更为可靠。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对于一个在执掌国家初期还没有制空权的政府来说,尽量远离当时国民党依然可以到达的空袭轰炸半径(例如华南、华东一些大城市),显然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乙)
  时值1949年1月,古都北京正待在初春中苏醒。在与傅作义将军和谈成功、解放军大队人马自永定门开进之后,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马上就面临着城市功能重新定位的考验——如此多的军队,如此多的政府机关,以及后面还要陆续迁来的新政权的各色人等,该怎样安置?又往哪里安置?
  后面的一段典故,想必今天大家都已熟知。梁思成曾经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会议上提出了“新北京”方案,其核心思想是维持北京老城原样不动,在北京西区即公主坟到石景山一带,另建新城。
  梁的方案并非天马行空,而是自有其来。仔细研究一下1938年的《北平城区规划图》就可以发现,日伪在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占据北京期间,已经为北京西区作出了规划,道路设施、房屋建设和工业布局也多少有了一些模样。这就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最早将北京当做一个“现代城市”来进行建设规划的,其实是占领北京的日本人。
  大约自1938年北京治安趋于稳定后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结束的这一段时间里,东北、华北是被实实在在地作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来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尽管这在历史上只是一瞬,但就是这一瞬,给北京,尤其是被称做“新北京”的城西区,留下了某些工业、道路、交通布局的雏形。
  按日本人的规划,从公主坟到石景山一带的北京西区,将被建设成北京未来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为此,他们在这一带铺设了坚实的道路,搭建了成片的房屋;其施工质量之高,甚至让70年后淘金京城的房地产开发商头疼不已,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段的路基和路面太结实了,很难刨开。而梁思成勾画的“新北京”,就是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先期建设基础,将新中国的行政、工业以及新进人口的生活区迁到那里。
  这个方案最终没有被政府选用,令今日无数对北京现状不满的人扼腕叹惜,甚至心生怨愤。可是如果时光真能倒流,让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当时决策者的角度上思考这个问题,结局会有什么不同吗?新中国初建,战乱频仍,国家的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西藏刚刚和平解放,马上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在财政和税收还没有完全统一到中央的时候,将近一半的国民经济力量耗费在“保家卫国”上……从哪个角度看,建设“新北京”都实在算不上是领导人考虑的当务之急。更何况,以当时的规模计算,北京老城之内也能够容纳各式新机构人员的工作与生活。
  无论是作为明清的都城还是民国时的故都,北京都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消费型城市。民国初期,由于京张铁路的修建,北京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铁路机车工业。在日据时期,又建成了石景山钢铁厂。北京的重工业,如此而已。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转换北京的消费型城市定位,算得上是首都面貌改变的根本性一步。无产阶级新政权在进入城市后,理所当然地要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才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使北京面临一个在城市功能规划上不能忽视的指标——增加产业工人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
  没有工业基础,何来产业工人?好在苏联的100多个援助项目,在这个时候适时地来到了中国,也来到了北京。紧傍长辛店机车厂的军工项目、城东的棉纺、电子和机床项目,都是在这个时候建成的。
  陆续进驻的工业,或多或少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布局结构。工人阶级数量的增加,是北京市领导足以夸耀的政绩之一。

(丙)
  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中苏关系已经度过了“蜜月期”。在对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管理下的苏联建设模式产生怀疑的时候,中国的共产党人决定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线一路上溯,寻找更为经典的政权建设经验。
  但是,可供利用的革命成果实在太少。于是,毛泽东对巴黎公社情有独钟。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这一年,毛泽东甚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叫中华人民公社。”“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许多年轻人的历史知识中,都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农业组织轮廓。其实,那股席卷全国的理想主义浪潮,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也留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记号——安化大楼、福绥境大楼和北官厅大楼,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公社大楼”。
  与周围鳞次栉比的建筑相比,这三座大楼现在已经显得矮小丑陋。但在当时,作为带有示范试点性质的新型民宅,它们的竣工都曾轰动一时。安化大楼主体九层,附属楼八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安装了电梯的居民楼。当年最早的电梯是单开门的,有拉手。大楼顶层是一个跳舞用的大厅。据1956年出版的《北京高层建筑分布图》的数字,当时北京全城超过五层的建筑不超过100座。按照这个标准,这三座“人民公社大楼”绝对称得上是摩天大厦了,在“天上”跳舞的生活,更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据说,当年入住这里的老百姓,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不过,“人民公社大楼”也有让“觉悟不高”的市民们感到生活不便的地方。根据当年的设计理念,共产主义的家庭是不应该单独做饭的,家家户户凑在一起吃大锅饭,才是最应流行也最应提倡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结构安排上,每家的户型都不设独立的厨房,而是在一楼和地下室预留了大开间,充做公共食堂、水房和仓库之用。
  这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却没有让大家满意很久。随着“大跃进”的结束,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大楼的公共食堂很快解散。居民们纷纷在逼仄的楼道、阳台搭起一个个小棚子做饭烧菜,并引发了一系列安全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人民公社大楼”火患不断,居民也从刚刚入住时的受宠若惊变得抱怨连连。
  终于,北官厅大楼在新世纪之初被拆除,福绥境大楼的居民也在2005年接到了排险搬迁通知。今天的人们要是还想领略一下那个时代建筑特有的风采,只能到广渠门内大街南侧去寻访硕果仅存的安化大楼了。
 
(丁)
  如果说局部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在当时还算偶然,那么随着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临近,北京市开始进行新中国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并把规划的重点聚焦于建设向共和国献礼的“十大建筑”工程。它们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迎宾馆(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已于1988年5月拆除)。
  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北京十大建筑”其实是可以被视为“国家十大建筑”的。为了能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整体验收,全国建筑业的精英汇聚北京,采取非常规的“三边”工作法,即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终于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设计到竣工的全过程。
  “十大建筑”的完工,代表着北京已经逐渐于真正意义上满足了一个现代国家对首都的功能性需求。无论是从“工人”“华侨”“农业”“革命”“军事”“民族”这些覆盖广泛的政治称谓,还是从行政、会议、展览、文体娱乐、对外交往、交通中转、民族关系这些实际功能上看,北京的都城地位,已经名正言顺了。
  隆重的“十年大庆”带给北京的变化,还远不止这些。对普通市民而言,他们从“献礼工程”中得到的实惠,是更加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1956年之前,北京有轨电车线路一共只有9条,加上普通公交车的15条线路,显然已经不太能适应首都日益膨胀的流通需要。
  出于拓宽长安街和重新规划北京公交道路的考虑,1959年3月9日夜至10日凌晨,内城5条线路和230辆电车全部停驶。工程兵在当晚用四个多小时,拆除有轨电车线路,架设无轨电车架空线,并于10日当天开通了一条无轨电车和两条公共汽车路线。此后,北京公交运营线路逐渐增加到65条,无轨电车线路发展到15条,车辆数目和客运量都翻了一番有余。
 
(戊)
  交通工具的改进大大方便了北京人的出行。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现在北京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地铁的修建,起初并不是出于服务大众的目的,而更多是一种“平战结合”的战备防御手段,属于国防工程的一部分。
  三年困难时期,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北京城市建设中很多需要大兴土木的工程都被迫中止。等到国民经济状况稍微好转之后,中苏关系又走到了破裂的边缘。1963年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之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在双方口诛笔伐的公开论战,而是上升到了边界摩擦加剧的地步。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的军事部属和调动,以及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决心的干涉和威胁,都引起了中共高层的紧张和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1965年2月4日,工程部门就修建北京地下铁道问题提交的报告,摆在了毛泽东案头。他提笔批示道:“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在进行过多次秘密实验后,北京地铁工程于1965年7月1日正式开工建设,国务院将其列为重点战备工程,代号“401”。
  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能进行地下盾构施工。所以从京西苹果园到复兴门及前三门一带都是沿线开挖,露天作业,明挖填埋。即使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地铁科技人员仍然尽全力保证工程的质量。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当时美国最大吨位的炸弹是1500磅,落地后会在地面炸出一个8米深的漏斗型大坑。而施工标准要求,即使遭遇1平方米一个炸弹的“地毯式”轰炸,北京地铁依然可以安全无虞。所以,在土层较浅的工段,地铁隧道顶上都加了厚达1米的钢筋混凝土防爆层。
  1969年10月1日,北京地铁建成通车,行驶路线是从苹果园到礼士路。按照预先的设想,地铁的运力在战时可以每天将五个陆军整编师的兵力,自西山运至北京市区。为了负责地铁运输,铁道部专门成立了代号“801”的专运队,负责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专运队所在的专包车是一级保密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由于属于战备工程,北京地铁在通车后很长时间不对公众开放,参观及乘坐都必须出具相关单位的介绍信。直到1981年,北京地铁才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购票乘车”。

(己)
  同样是在1969年,位于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铁列克提,中苏边防部队的交火震动了世界。西北、东北边境冲突不断,动荡中的北京又面临着另一场全民运动的洗礼——“深挖洞”,“广积粮”。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运动开始了。
  全民齐动手,在单位挖,在家里还要挖。北京属于平原地区,哪里去找这么多土、烧这么多砖?最后,不知是谁发的命令,人不分长幼,地不分南北,全城出动,没几天就把残留的城墙拆光了。不只城墙,从河北张家口到大同一线的长城,也在那个时候被奉命修筑防御工事的军队拆除了,理由也一样——需要现成的建材。
  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人们用钢钎、大锤,一块块把墙砖起下来;然后趁着地面洒水结成的冰,把一块块几十斤重的城砖用绳子拽回去。大约50岁以上的北京人,只要当时人在城里,相信谁都不会忘记这段全民拆城墙的记忆吧!
  不过,除了将墙砖搬回去垒成防空洞,浩浩荡荡的拆墙大军也并非一无所获。在拆除西直门城楼时,施工队发现了包裹在新城墙里的元代城门。考古学家郭沫若亲赴考察,后来还写了文章,指出西直门瓮城的发现对研究元代城门建筑结构有重大意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基建工程兵。他们不但是建设新北京的英雄,也在无意间当了保存故都遗迹的功臣——基建工程兵某部的营房是背靠着崇文门一段城墙搭建的,拆了城墙,就等于拆了工程兵的营房。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城墙遗址公园中的那截断壁,就这么被保存下来了。
  城墙拆除之后,路基还在,而留下的地方又不适合盖房子。我们今天看到的二环路的雏形,就在老城墙地基的基础上直接整修而成。
  几百年间,古老的城墙始终拱卫京师,抵挡着一次又一次外来入侵的威胁。但时移世易,它们并未摆脱一夜之间被拆除的命运,其初衷也是为了保卫更多人的生命。这段城墙和这段历史的存在与毁灭,原来是出于一个同样的理由。

(庚)
  讲过中苏关系破裂的外患,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说说内忧了。
  1968年4月出版的《北京地图》上,附上了一张“文革”中北京街道名称变更对照表。表上的文字说明称:“为了迅速涤荡旧社会在北京街巷名称上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本图使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确定。”
  短短几句话,说明了有关街道更名的两个重要问题——动机和程序。当然,作为一场持续十年的全民动乱,北京城市规划所受的影响,不可能仅止于街道名称的变更。但从这个较为简单的角度,或许可以更直观地发现那个时代的城市变化的缩影。
  举例来说:王府井大街改称“人民路”,估计是因为来这里的“人民”最多;景山东街改称“代代红路”,估计因为景山公园以前孩子们来得最多;东四十条改叫“卫东路”、西四到新街口改叫“红旗路”、西单到西四改叫“延安路”、牛街改叫“民族团结路”、天坛路改叫“曙光路”等,无一不与政治运动燃起的全民狂热直接相关。
  这种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改名活动”并不受欢迎,也没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认可。他改他的,老百姓的日子照常过。等到“文革”后期,这些“高大全”的政治地名,又都悄无声息地自动改回来了。
  有些东西容易改,改了也更容易改回来;但对于铭刻了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和历史情怀的纪念,一旦改了,毁了,中华的根脉也就断了。所以说,有些事情想想也是罪过。不过,好又好在只是想想而已。“文革”前,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最大变动,就是要拆除天安门和故宫。
  据1985年“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内部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一书披露,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城市规划中,面对旧建筑的处理就有两派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原有的古建筑是我国历史遗产,应当保留”;也有同志认为,“旧有的建筑(如前门城楼、箭楼、中华门等)和新时代的伟大建筑相比是渺小的,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应当让位给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
  在今天看来,这两派的意见之中,似乎是前者占了上风。但当年真实的历史过程,似乎更为惊心动魄。据梁思成1968年8月16日的日记记载,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大厦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又有新华社记者王军《故宫改建计划始末》一文佐证:“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订,被令操刀的建筑师回忆说:‘(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这话,实际是主席说的。’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生前作了这样的说明。”
   好在,这“指示”没有真的去落实。“文革”时期,彭真作为“指示”的传达者,还因此获罪。但从1966年6月起,除了反映阶级斗争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展览,故宫各处停止开放;“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上有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更为具体的规划是:准备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高度超过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皇帝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

(辛)
  最近的30年,是北京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30年。北京城市规划的布局基础,在这30年里循着原来的逻辑继续放大。
  上世纪70年代末,缘于地铁修建的前三门大街以至二环路建成通车。80年代,南三环路的打通,使东、北、西三环路完成贯通;在二、三环路之间的劲松小区、方庄小区以及在东三环路边缘的望京小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最完整的新居住社区。这些道路系统和居住社区的建成,满足了当时北京城经济加速发展的需求,也进一步形成了北京城区“摊饼”的格局。再到90年代,随着1991年亚运会的召开,亚运村社区的形成加速了北四环路的建设;到90年代末南四环路打通,完成了北京城的又一圈“大饼”。
  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城的房地产业在经济超速发展的同时异军突起。与四环路的形成相辅相成,一大批房地产项目沿三、四环路星罗棋布。这一时期,也是北京城市规划布局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时候。关于“摊饼”的种种弊端、郊区“卫星城”建设乃至“大京津区”甚至“环渤海区”的讨论,引导人们对北京城市规划格局进行反思。这种氛围,也推动了郊区城镇的发展。
  如果从天上鸟瞰新千年的北京,新一圈“大饼”应该是它最大的特点。整个五环路在2003年11月建成通车。开始它的功能是准备作为城郊高速路,但是在北京城交通日益堵塞的巨大压力下,旋即变成不收费的城市道路。
  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开幕,北京城新的地标性建筑,以及三、四、五环路之间的联接路线相继发育完成,基本形成了东部商业区、西北文教区、城西政府建筑区、东北交通功能区、城南(方庄、亦庄、大兴)集中居住区、城市中心政治功能区的格局。可以说,北京城再怎么发展,它的大体布局已经完成了。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体上每十年,北京环城就多一圈“大饼”;进入新千年以后,五环路和六环路相继沟通。从天上看,全世界重要都市中,像北京这样一圈圈“摊饼”格局的,只有巴黎和莫斯科。巴黎的核心城区道路呈放射状向外发散,由此形成发育了这座的城市基本布局。不过,巴黎的布局是依几个中心广场向外发散的,所以巴黎的“饼”围绕几个圆心摊开;只有莫斯科和北京是一张“大饼”,一圈圈摊开,整个城市布局呈圆形向外扩散。
  半个世纪前,“新北京”的城市规划是有苏联专家参与的;这倒好,在没有苏联专家的日子里,北京最终完成了苏联专家的规划!与莫斯科的最大不同,是北京城始终保留并延伸了那条印证着千年文化、也印证着昔日帝都的南北中轴线。
  北京城在运动中摊开,也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巨大实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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