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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25岁朗朗在音乐与商业之间

文/张策
  
  2月12日,郎朗穿着白色唐装礼服出席格莱美颁奖晚会并演奏,但他和指挥艾森巴赫没有如愿获得格莱美最佳器乐独奏演奏奖。
  对于这个已经红得发紫,言语傲慢、甚至冲动的青年来说,这次挫折也许是个暗示。
  在这之前,曾表示还要进军奥斯卡的郎朗似乎已有预感,他向他的中国粉丝们宣称:没想过拿奖,能在格莱美颁奖会上表演就已足够快乐。
  在西方评论界,郎朗被称为“发声机器”,“售卖古典音乐的人”。毫无疑问,他是谭盾之后,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华人音乐家。他们都经历过中央音乐学院体系严酷的技术培训,并转入美国深造;相同的还有,当他们再回到中国时,带着国人陌生的海外荣誉,他们令自己的东方面孔价值连城。

印象

  25岁的郎朗眼睛很大,但因为外凸,少了应有的神采,佩戴着隐形眼镜说明他有视力问题。他的手指纤细、润滑,据说,他为这双手购买了千万美元的保险。
  1月14日,他告诉《视觉》,2008年他将有150场演出。当被问及“不是已经转签哥伦比亚并将减少场次么?”他没有表情地回答说,“那要等到2009年了,现在根本不可能!”
  这是在万宝龙(MONTBLANC)举行的发布会上,这天,郎朗出任万宝龙文化基金会主席。中国大饭店的服务生手捧各种饮料穿梭在人群中,人群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角落里,一位高挑、容貌美丽的中国女孩始终跟在郎朗母亲身后,满眼兴奋。郎朗的母亲说,她不是家人,是郎朗的粉丝。
  记者向他的父亲郎国任祝贺他们喜迁卡内基音乐厅旁的豪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段,据说,距离卡内基近到可在幕间休息时步行往返。但这或许是个敏感话题。他对此只大笑了一声,笑声的另一半显然尚未结束就匆忙拐进隔壁咖啡吧,拿起杯子倒了一点咖啡,一举头,喝了下去。
  郎朗成名后,郎国任被称为“郎爸”,深色墨镜和长长的围巾是他参加派对时的典型着装。当天,这个身材发福的中年人同样带着墨镜,尽管室内灯光温婉。他身上飘出的香水味道很容易被闻到。这是一位望子成龙并曾心力交瘁的父亲,梳洗仔细,头发已开始稀疏。
  郎国任上世纪70年代在沈阳第四标准件厂当工人,后参军,做过二胡演奏员,转业后就职当地公安系统,做治安特警。1992年,他为儿子学琴辞职,带着郎朗在北京闯荡。郎朗成名前,他带着儿子到处参加比赛,过着拮据的生活。多年前,为了节约比赛开支,他和去东京参赛的儿子挤在一张床上。在等待儿子成名的15年时间里,在冷漠的北京,他有过走投无路的焦躁,曾逼着郎朗在喝毒药、跳楼中选择一项。
  郎朗的母亲周秀兰修饰精心,笑声轻柔。她几乎始终站在距郎朗三米的地方,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只是微笑,绝不轻易说话。当问及对郎朗的评价,她眼带泪光激动地说:“这个孩子太懂事了!”
  郎朗在就任主席的发言中称“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在与嘉宾合影时,他戴上了墨镜,后来又突然摘掉,大腿不时抖动,看起来不很自然。
  发布会后,记者们迅速将郎朗包围,直到被问得不耐烦,他皱着眉头冲出人群,揪住郎国任的胳膊,“爸,咱们快走吧!”
  但根据安排,他还需要留下来接受小屋采访。“你看,这才刚做了主席。”他无奈地摇摇头。接下来,全国记者被分成多组群访。
  采访期间,郎朗因为郎国任的“多嘴”有些急躁,坐在椅子上语带训斥地对他父亲的表述不满,这位父亲于是安静地离去。围在郎朗身边的记者有点尴尬。但有娱乐记者说,类似犟嘴的场面已不是第一次。郎朗之前曾公开说过,“小时候,他是老板;现在,我是老板。”
  采访中也有令郎朗开心的时刻,一位从广东赶来的母亲拿着他所有CD请他签名。其后,他对围成一圈的记者们说,他最喜欢吃,能用2分钟找到一个城市最好的饭馆。记者们笑成一团。
  采访结束,郎朗启程赴德国,接下来跟着巴伦博伊姆上课。他父母说,8月份他为北京奥运演奏之前,将一直待在欧美,3月开始在美国的巡演。

成名记

  郎国任倾家荡产,对郎朗推行魔鬼训练,但能推动的仅仅是令郎朗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在多如牛毛、技艺精湛的音乐科班生中,进入欧美知名院校,距离成功仍很远,他们还必须获得参与知名音乐会的机会。
  1999年,17岁的郎朗获得了一个这样的机会。他在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明星演奏会上,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安德鲁·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那是一场世界瞩目的音乐会,现场观众就有两万人。
  “那场音乐会使我坐上了火箭,以后就很容易了。第二天,美国爱乐乐团等美国五大音乐团都开始邀请我参加表演。”郎朗说。
  那场演出之前,郎朗毫无名气,他自己曾公开回忆说,“我那时候连美国B级交响乐团的替补,还排在第四第五,假如一个钢琴家生病了,需要一个替补名单,我还排不上一二。”
  根据公开资料,郎朗仅参加过两次国际大赛,11岁获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13岁获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金牌。这是两项为鼓励青少年演奏者而设计的钢琴比赛,水平无法与五年一届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及四年一届的“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相提并论。
  当时明星演奏会为什么偏偏选中郎朗呢?
  去年,艾森巴赫向中国媒体回忆了相关经过:1999年艾森巴赫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拉文尼亚夏日音乐节音乐总监。就读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郎朗前来试奏,两人见面48小时之后,美国钢琴家瓦兹因病取消在音乐节的演出,艾森巴赫马上通知郎朗前来替补。
  按照这种说法,是艾森巴赫给了郎朗这次关键的登台机会。
  在艾森巴赫之后,郎朗又认识了俄裔犹太指挥家巴伦博伊姆。2001年郎朗被身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巴伦博伊姆收为弟子。
  巴伦博伊姆7岁遇到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与艾森巴赫相比,此人对郎朗专业上的提携更多。有多项公开录像显示,这位指挥甚至几个小节、几个小节地纠正郎朗的演奏。
  谈及郎朗,他说:“郎朗的音乐天分是无限的,但是,天分不会永远在那儿。天分要得到发展,否则,五年后可能就再没有人会谈起了。郎朗答应我每二三个星期来上课,可是他现在太忙,只有演出前才会来。”
  从郎朗的音乐履历看,他和一些著名的乐团及指挥合作,基本上都是结识艾森巴赫与巴伦博伊姆之后。
  除了艾森巴赫与巴伦博伊姆,经纪人公司IMG对郎朗的这颗明星的“出世”,也立下汗马功劳。
  “我进柯蒂斯三个月后,签约全世界最著名的经纪人公司IMG。像老虎伍兹、拳王阿里、网坛的桑普拉斯、大小威廉姆斯等巨星都签了这个公司。他们给我创造了很多机会。” 郎朗说。
  他与IMG的合作持续到2006年,这一年,郎朗解除了与IMG的合作,秘密转签另一经纪人公司------美国哥伦比亚(CAMI)。
  在唱片公司方面,乐评人郝舫说过,郎朗“是环球在国际上的成熟的营销策略”。
  2000年,郎朗与德国DG(Deulsche Grammophcn)唱片公司在美国签约,成为DG专属艺术家,期限5年。DG隶属的环球唱片集团,拥有密集畅通的全球发行渠道,可以做到全球同步发行。
  DG是世界四大唱片公司之一,音乐史上重要的乐团、指挥和演奏家几乎都曾被其网罗旗下。
  签约后的首张CD,与郎朗联袂的正是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及他执掌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签约当年,DG唱片公司总裁罗伯特先生表示:“郎朗是一颗国际乐坛上百年不遇的轰动新星!”
  此前郎朗所在的是美国Telarc唱片公司。该公司先后为其录制发行了两张音乐会现场CD:一张是独奏音乐会,另外一张,是与俄罗斯指挥大师特米尔卡诺夫和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合作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签约Telarc是郎朗的经纪公司为他精心设计的第一步,而改换门庭则是必然的另外一步。
  由DG公司录制的郎朗唱片,获得极大的成功,比如他的第五张DG唱片《黄河之子》获得双白金销量。
  此外,郎朗是个乐于追随名人的青年,从沈阳到北京,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退学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总是不断向更有名望的老师靠近。他现在还是很喜欢把各位重量级大师的名字挂在嘴边。也许这也对他在这个时代的成名有一些帮助。
  在中国国内,到2003年8月,尽管有已在国内知名指挥余隆执棒,郎朗的票房成绩比李云迪差很多,国内公众还不知道他。但从2004年起,他在国内的演奏骤然增多,这位在“国外成名”的音乐家的票房直线攀升。
  到2008年初,他出席某媒体年会的报价是100万元人民币,而李云迪为1万美金。
  
8小时到2小时

  与郎朗同时代,甚至在当时远比他声明显赫的琴童,比如吴驰、陈韵颉早已淡出公众视线。虽然免收学费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名气逊于朱利亚音乐学院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但能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院的门生,说明郎朗当年演奏技巧上的功力。
  在2004年开始商业代言之前,郎朗是一个勤奋的青年钢琴家,特别是在他1999年获得登台机会之前。郎国任至今并不讳言,他对年幼的郎朗进行的是魔鬼训练。他与儿子北漂的5年中,没有工作的郎国任全部生活就是监督儿子练琴。
  母亲周秀兰回忆,郎朗过去练琴的时间每天从五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不等,如果有比赛一天16个小时都是有的。郎朗称自己在15岁之前已经烂熟了很多高难度曲目。成名之后,他每日的练习时间骤减。
  当问及郎朗本人现在每天的练琴时间,他说,“没有演出的时候是四小时,有演出的时候是两小时。”这也是他目前向媒体回答这个问题的统一答案。
  当这个问题单独问向郎国任时,这位父亲说,“没有演出的时候是两三个小时。”他没有回答有演出的时候,郎朗还会不会练习,以及能练多长时间。
  以往在回应商业活动过多对其琴技的消耗时,郎朗多次用“以演带练”来反驳。他认为,与那些世界顶级乐团的合作本身,才是最好的练习,而且这样的机会旁人是难以获得的。
  但在他长长的日程表里,与柏林爱乐及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在德国、美国本土的演出,仅占用极少量的名额。
  对于父子答话间的冲突,可以用郎国任不总在郎朗身边解疑。不过,其他活跃在国际舞台的钢琴大师的练琴时间要比郎朗多,而演出场次则比他少得多。
  阿什肯纳齐一年的演出场次多年维持在10场左右。已经故去的大师霍洛维茨即使晚年也使用无声键盘打磨长途旅行中的路上时光。对此,郎朗说,“用无绳键盘也太古老了吧,我用心练都比用它强。”波利尼在获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后,有一年时间完全没有演出,一年以后陆续有一些,但是很少。他拜师米凯朗基利重新学习手指触键等技法。
  对于练琴时间与钢琴家琴技的关系,肖邦的老师李斯特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邻居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对于练琴时间的质疑,郎朗曾这样解释,“音乐会两小时,就证明,我每两天半肯定有两个小时弹琴。之前排练再两个小时,那就是说两天半有四小时,再加上我自己的时间等等,这样一天平均两个多小时。我希望会多半个小时,但是也不希望太多。”
  他说:“我已经在15岁之前,把高难度的曲子都练了。我说的是技术上的东西,更高的是深度的东西,深度的东西主要靠自己想。”


“没文化的音乐家”

  在中国,有权威评价郎朗演奏的专业人士接近集体失声。
  早些时候,据传周广仁曾评价郎朗“形式大于内容”,但之后郎国任出来“辟谣”。年近八十的周教授没有再发表过评论。只是一次有媒体问她更喜欢郎朗、李云迪还是陈萨时,她选择了显然声名最弱的陈萨。
  在指挥界,指挥家余隆称郎朗是一个“会发光”的人。郎朗介绍,余隆是与他合作最多的指挥。余隆曾留学德国8年,是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已故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外孙,但有人评价余是“一流的音乐活动家,二流的音乐家”。
  郎朗的校友,某青年小提琴家则拒绝对郎朗发表评论,尽管他们常在国外合作。他只是笑,在《视觉》的追问中,他终于挤出来几个字:“他当然忙啦。”
  钢琴家、曾指导过郎朗的殷承宗则委婉地说,“他们(年轻钢琴家)和我们是两个时代,他们的时代更商业,和我们完全不同。中国作品需要很多人研究,就像不懂京戏的人是根本弹不出《红灯记》一样,这需要下工夫。简单地以西洋音乐来套不行,就像你不能把巴赫弹成肖邦。何况中国的东西有着5000年的沉积,比西方的作品还要更难些。钻进去学才能把它们保留住。”
  14年前,上海指挥卞祖善敢于指责谭盾和他的现代音乐是“皇帝的新装”,而现在,中国的音乐评论界似乎一片歌舞升平。
  只有发烧友们直言不讳。
  一位发烧友评论:“郎朗的键盘里,绝对缺乏静穆、沉思、内省和冥想的气质,这不仅妨碍了他对德、奥作曲家哲学深度的把握,也使他无法在法、意作曲家瑰丽迷幻的音乐世界里徜徉停留,至于那种宽厚、绵长、充满诗意的斯拉夫式的忧郁,更是与他澎湃亢奋、飞扬跋扈的琴声无缘。这一点,听听他的‘拉二’(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就再明显不过了。在那张编号为B0003902-02的盘中,拉赫玛尼诺夫在慢板乐章中所表达的沉郁、悲悯的浪漫情怀,被郎朗弹奏得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而拉氏典型的绵密有致、跌宕起伏的长句子,在郎朗手里却被搞得上气不接下气般气喘吁吁。”
  另一位发烧友说,“显然,对于年轻的郎朗,他花在艺术之外的诸多功夫只是提高了他的名利场指数,却丝毫无益于提升他的艺术造诣与修养。”
  郎朗在中央电视台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弹奏了《翻身的日子》,有业内人士说,“这是有失水准的一次演奏。虽然速度飞快,但音色干硬,内涵浅表。他只有速度没有音乐。”
  而在国外,批评声音来得更猛烈。
  最尖锐的评论来自金融时报首席乐评员克拉克:“郎朗是个没有文化的音乐家”,在听完郎朗与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他说,“如此肤浅的演奏令我作呕”,“他对音乐毫无谦卑,毫无修养”。
  旧金山古典之声(San Francisco Classical Voice)在谈及郎朗的一场独奏音乐会上对莫扎特C大调钢琴奏鸣曲K.330的诠释时,写道:“郎对每一乐句、每一下触键的微小细节都超乎寻常地留意,然而高超的技能却很矛盾让音乐的整体呈现失分。一段本来可能很优美的乐句,往往因为他对琐碎细节的过分关注,变得索然无味。”“第二乐章中,郎开始了他流连于乐句之间的炫目表演,这种视觉化的矫饰已经成了他的商标。”“人们听到的不是莫扎特、肖邦或李斯特,而是郎朗。”
  评论说:“对于那些欣赏他精致的技巧和舞台效果的粉丝,这是个不错的夜晚。而对那些更期待来自音乐本身的纯粹与意蕴的观众,则距离甚远。”


为商业时代贡献
  
  去年底,郎朗摘掉了佩戴3年的劳力士手表,转而佩戴万宝龙。之后不久,他成为万宝龙文化基金会主席,郎朗称,“这只是巧合,太巧了。”
  郎朗自己说过,希望成为钢琴界的“泰格·伍兹”。他穿着时尚,会穿着Prada鞋子,Gucci的裤子,Armani的衬衫,D&G的腰带出现在派对上,还曾穿着粉红色的唐装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打眼的发式,前卫的衣装,炫目的技艺——25岁的朗朗有时不像古典音乐家,而更像是摇滚明星。”
  郎朗身处一个名副其实的“造星时代”。通过媒体热闹的包装,一位音乐家的荣誉可以被制造出来,商人们更热衷追捧这样的艺术家,在商业社会里,这类艺术家是一种符号。对于各色商家来说,一位如日中天的年轻中国钢琴家,既代表品味,也意味商业价值。他代言的品牌越来越繁多:2004年是劳力士和奥迪,2005年松下电器,2006年有飞利浦电器、雅培奶粉、招商银行。2006年,施坦威推出以郎朗名字命名的“郎朗”系列钢琴。
  如果郎国任最初的目标是令儿子出人头地,他现在已经成功了。按照2007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说法,郎朗已经握有超过1.5亿资产,在收入排名上仅次于姚明的2.6亿元。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关注。有人热衷于猜测他的女友,在伦敦,有中国富家子弟打“飞的”追逐他。除了商业代言,慈善演出,在国内,郎朗还担任了五六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今年7月,他将推出自己的传记《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出名后,郎朗一年演出约200场,今年,照例有150场演出。卞祖善说:“据我所知,文格罗夫是一个空中飞人,一年演出一百多场,三天一场,我认为已经是超负荷了。但郎朗居然是文格罗夫的一倍,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商业时代,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商业时代做出贡献。”郎朗说。
  郎朗自称是一个超级会休息的人,睡眠效率极高,且永远不需要倒时差。但2006年夏天,体力不支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跟随中国爱乐乐团在德国巴特基辛根音乐节开幕式上演出的郎朗,被迫取消了下半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演奏。
  有人指出,“频繁的演出会透支他的生命。为了完成合同,有时人虽在台上,但做不到精气神的充沛饱满,长期下去,演奏会流于油滑、肤浅。”
  现在,公开场合里,郎朗已开始着意表述“很少参加商业活动”,“独处时会关掉手机”等细节。
  郎朗对转签哥伦比亚公司的说法是,更喜欢那里年轻的氛围,而按照他与哥伦比亚2009年的合同,他的演出将被削减到70场左右。郎国任称,郎朗今后将只和世界一流乐团合作。 
  也许,已经有更多关系到他未来生涯的人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往期回顾

出版日期:2007-08-20
《财经》杂志
2008第15期 总第216期
出版日期:200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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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金融实务》
2008第7期 总第33期
出版日期:200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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