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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视觉》
  在柏林贝加蒙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用一个悠闲的下午来欣赏古希腊遗迹。
两个柏林

  文/本刊记者曹海丽  

  18年前的这个季节,1989年11月9日,随着东德政府宣布解除限制东德人旅行的禁令,柏林墙被打开了第一个口子。人群潮水般涌向勃兰登堡城门,登上那里的柏林墙,振臂高呼自由的到来……如今,大部分柏林墙已踪迹全无,只剩下一小段沿着施普瑞河下游而建的1.3公里旧址作为纪念。背后的河岸沙滩上建了很多酒吧和咖啡馆,夜晚灯火通明。
  对于柏林来说,走出历史的阴影,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重新迎接新生。只要想想,它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个城市,愈合着历史留下的各种创口,试图重振17世纪时拥有的宽容精神。那时,它因接纳法国、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受迫害的新教徒,成为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城市,一个在艺术和科学上开明的地方。你会敬佩柏林人所做的努力。

  《德国金融时报》的办公室与“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只隔着两个街区,同在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 Strasse)上。这是柏林最著名的街道之一,一条取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大道,南北向横穿过柏林中心城区。
一个阳光明媚的5月初的午后,我从《德国金融时报》办公室出发去参观查理检查站。其时,我正在柏林参加一个为时两个月的记者交换奖学金项目。激发我去查理检查站的念想,是到达柏林后不久项目组织方安排的一次“大巴柏林游”。
一位名叫鲍豪斯的中年男子被派来作为我们的导游。他并不是职业导游,而是一家专为柏林城市旅游和形象做市场推广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鲍豪斯带我们一路游览柏林最富盛名的景点和遗迹,包括保留下来的一段长1.3公里的柏林墙。行程快接近尾声时,我们经过一个中间相隔数米的两个小岗亭,岗亭前分别堆垒着近一人高的沙包,两端分别竖着一块贴有士兵图像的硕大牌子,鲍豪斯说:“这就是著名的查理检查站。”
  这个检查站遗址看起来有些怪诞和孤立,和周围的街景颇不相融。“一个是美国士兵,一个是苏联士兵,”鲍豪斯说,柏林墙倒塌后,查理检查站转而成为一个博物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尤其吸引美国游客”。
  我们的车缓缓开过,有不少外国游客在沙包前摆姿势照相。“也许他们大部分是美国人。”我暗想。

  柏林墙
  从《德国金融时报》办公室往南走,远远地便可看到迎面马路中间那个年轻又帅气的士兵大头像,他的长相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美国士兵。
  走近它,身旁一块牌子上,分别用英俄法德四种文字醒目地写着:“你将进入美控区”(You Are Entering the American Sector)——如果是苏联士兵一侧,牌子上就写着“你将离开美控区”。
  这使我意识到,我的办公地点是在原来的东柏林。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岗亭、沙包、士兵大头像,以及“你将进入/离开美控区”的牌子,不过是柏林墙倒塌后用来吸引游客的赝品。查理检查站于1990年6月22日被正式拆除,真正的岗亭被挪到不远处的Allied Museum存放。
  道路两边,由两面巨幅挡牌组成了一个露天的照片博物馆,面积占去半个街区。一帧帧图片配上文字说明,记录了查理检查站旧址自盟军轰炸前后至1961年柏林墙竖起、直至最终拆除的历史演变。
  图片上的查理检查站旧址建在一片宽阔得多的空地上——感谢盟军的轰炸,弗里德里希大街本是一条欧式建筑林立的繁华道路,现在两边一片空旷。当年横切弗里德里希大街而过的柏林墙留了三个缺口,一个仅供一辆汽车穿过,另外两个可供行人通过,由头戴钢盔的东德士兵荷枪把守——当然,图片上并没有美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大头像。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鲍豪斯说现在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尤其吸引美国人”了。
46年前的8月12日是星期六。下午4点,Walter Ulbricht,当时东德政府的国家元首,悄然签署了关闭东西柏林边界的命令。第二天深夜,当大部分柏林人还在沉睡时,东德政府派出军队、警察,开始搭建一道由水泥和尖锐铁丝网组成的“柏林墙”。
这个行动震惊了西方世界。虽然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一分为二,由美英法盟军和苏联分别占领控制,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但至少在1961年之前,东西柏林的边界是开放的。那时,每天据称有50万人往返于边界两边,从城市的一个角落到另一角落。许多东柏林人可以到西柏林去看电影或蹦迪,甚至上班、购物,很多物品如时尚的服装和新鲜水果,只有在西柏林才能买到。
  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回到了东柏林,有些人则没有回去。英国历史学家弗来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er)在他的新书《柏林墙:一个分割的世界1961-1989》(The Berlin Wall, A world Divided,1961-1989)中写道,在1945年至1961年间,总共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的边界逃离,东德人口因此减少了15%。
  更令东德政府恼怒的是,大部分逃离者是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这引发了严重的“人才流失”。1961年,大逃亡达至新高,每天约有数千名东德人成功逃离。这也最终促使东德政府及苏共联盟决定关闭东西柏林的边界。
  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友人被迫隔离,分居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本是互相贯通的公共交通——地铁(U Bahn)、地上轻轨(S Banh),铁路,也沿着歪歪扭扭的柏林墙全部中断。同一幢公寓楼甚至也可能被“一分为二”。
  接下来的几年里,东德政府陆续完成了总长达155公里、平均高度为3.6米的柏林墙。其中有40多公里用来隔离东西柏林,其余的用来封锁西柏林和东德之间的边界。另有300个瞭望塔现于墙头,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
  被柏林墙严严实实包围起来的西柏林,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东德境内一个自由的孤岛;仅留下三个关口,用于西方国家的外交、军事人员,访客和游客出入东柏林。三个关口都是由美军命名的,分别按时间顺序以头三个字母起名。查理检查站排在第三,但最有名,也是后来惟一在现场设立博物馆的检查站。
  柏林墙引起了西方世界极大的争议。1963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遇刺前几个月到访盟军管辖的西柏林,发表了著名的“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的演说:自由仍有种种困难,民主也不完美,但我们绝无必要建一堵墙把人民圈在里面。
  从此,柏林墙成为“冷战”的一个象征和代名词。

  两个柏林
    柏林从来都是一个不乏历史性事件的充满动荡的城市。它曾是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共和国的首都,19世纪初短暂地被拿破仑占领过。
    到了20世纪,对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产生重大深刻影响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对犹太人的大清洗,以及二战后两大阵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均发轫于柏林。柏林是希特勒纳粹政权崛起的中心、“第三帝国”的首都,也是二战后两大阵营分割地盘的前沿阵地。美、英、法、苏四国分割柏林的波茨坦协议,正是在柏林西南郊外的波茨坦皇宫里签署的,这个皇宫曾是普鲁士王朝的夏宫。
    “冷战”后东德、西德分治45年,最终统一。有一段时间,我总喜欢问新结识的德国朋友,如果他们1989年前生活在柏林,那时的柏林是什么样的?柏林墙又是什么样的?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记者出身、现已转行做公关的Maurice回答。Maurice今年不到40岁,来自西柏林。他比划着说,他的家那时正好位于柏林墙的一个拐角处,“转个弯就是东柏林了。”
那时每到东柏林一次,都需要申请签证,单次签证费为25马克,这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因为西德马克是硬通货,而东德货币既不可以自由兑换,也不值钱,高额的签证费便成为东德政府储备马克的一个重要来源。那时甚至有一个规定,西德人或外国人到东德,必须把他们身上所有的西德马克换成东德货币,在东柏林购物——虽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买。
  有一次,我问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就在西柏林定居的美国记者同样的问题。他只用了一个词来形容——“provincial”,意思是“地方性的”“乡村气的”。
  的确,在1945年被一分为二、西德将首都迁至波恩后,西柏林便丧失了原先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加之孤立在东德境内,物资运输和对外沟通很不方便,在“冷战”的早期,西柏林居民不得不依赖盟军空运投掷下来的物资。战后西柏林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也远落后于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这些西德大城市。
  即便如此,在东部人看来,西柏林仍是一个发达的自由世界。这种差别在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后,显得更为突兀。在那部由西德导演沃尔夫岗贝克执导的电影《再见列宁》中,儿子为了不让患病的母亲发现东德政府已经消亡,两个德国已经统一,费尽心力维持原来的样子和生活,但是,他无法控制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出现在公寓楼的墙上,也不能阻止广告气船飞过东柏林的上空。
  九年前,两德统一已近八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访柏林,住在西边。满街的豪华轿车,琳琅满目的商店,穿着入时的人流,西柏林与西德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直到有一天,一个德国朋友带我到东柏林去。
  勃兰登堡城门,曾经是进入普鲁士王朝中心城区的通道,后来成为东西柏林的一个分界点。城门前的一道黄线,就是柏林墙曾经所在的位置。1989年11月9日,随着东德政府宣布立即解除限制东德人旅行的禁令,柏林墙被打开了第一个口子。人群潮水般涌向勃兰登堡城门,登上那里的柏林墙——因为这段城墙是最厚的——振臂高呼,庆祝自由的到来。
  穿过勃兰登堡城门就进入了东柏林,一座高耸入云的电视塔赫然在目,宽阔的菩提树下大道两边,夜色中透着令人有些窒息的凝重。行人不多。不知是幻觉还是现实确实如此,空气中似乎仍弥漫着一股社会主义的氛围……
   
  新柏林
    九年后,故地重游。第一次见到勃兰登堡城门时的震撼,此刻淹没在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群中。一边是新的法国大使馆,一边是新的美国大使馆。左右夹击下,勃兰登堡城门似乎已不复往日的伟岸。
  电视塔,也很难把它再与“社会主义的象征”联系在一起了。相反,今天它已俨然成为柏林的新地标,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底层开有各种咖啡馆和餐厅。因为紧挨着亚历山大广场,这里总是川流不息。
  事实是,过去的几年里,柏林正试图回归它在欧洲历史上曾拥有的繁荣地位,创造一个能与纽约、伦敦、巴黎比肩的国际大都市。而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东柏林。
    刚到的那天,我在出租车上注意到,原来并不起眼的城铁站Hauptbannhof忽然改头换面,安上了一道现代建筑风格的巨大弓形玻璃幕墙。原来,政府把中央火车站从以前西柏林的动物园站搬到了这里。Hauptbannhof在德语里本是“中央火车站”的意思,位于原柏林城的中心,南依内河斯普瑞河。“冷战”期间,Hauptbannhof被划归到西柏林,但与柏林墙仅一河之隔,搬迁在所难免。如今重新回迁,虽是还以本来面目,确也与德国联邦和柏林市政府着力发展东柏林的战略设计有关。
    自从1991年柏林被重新确定为统一后的德国首都,德国政府便把大量的政府办公大楼规划在东柏林中心城区内,以期带动东柏林的经济发展。
    在统一后的五年时间里,柏林经历了第一波大兴土木的日子。政府和开发商普遍预期,随着柏林的统一和重新定都,将会有大量新的投资和人口迁入。柏林需要新建很多办公楼和住宅来满足这种需求。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尽管德国政府每年斥巨资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建设,人们还是低估了统一进程的困难。整个前东德地区包括东柏林的失业率急剧上升,社会治安也大受影响;新的投资和外来人口并没有按规划者预想的那样大量涌入。五年大兴土木的结果,反而是房产泡沫和经济萧条。
    这次到柏林,发现柏林似乎又在大兴土木。在东柏林市中心的11层酒店房间往外望去,两座高耸的吊车生硬地切进街景画面。与置身北京一样,可以看到很多吊车和建筑工地。有一次,我们在德国外交部大楼顶层露台拍集体照,这本是一个极佳的拍照地点,电视塔远远地就在身后。照片出来一看,除了电视塔,还有一个黄色高架吊车同样醒目。
   《德国金融时报》的专栏经济学家解释,柏林今天的大兴土木既得益于德国经济在两年前的整体复苏,又赖于真实的需求作基础。
    自统一以来,柏林的房价就一直低迷不振。一方面是前五年大兴土木造成了市场泡沫,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转型而来的东柏林,长期以来习惯于由政府补贴的低价住房。统一后,政府出于稳定的需要,亦试图防止房价上升过快。这使得柏林的房价比起德国其他几个大城市,要低至少二分之一甚至更多。
  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统一进程的深入,柏林的发展越来越快。柏林也是德国最多元化、接收移民最多的一个城市。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很多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看好柏林未来发展的空间。柏林低廉的房价恰恰成为吸引投资者的一个要素。最近两三年,柏林的房价已经出现稳步上升的势头。

  “偷渡者”Joachim
    而今,东柏林的部分城区已经让人难以同西柏林区别开了。像东柏林段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现在是媒体特别是外国媒体云集以及时尚、购物和旅游的中心,上班的人也大多是西德人。这个区域叫Mitte,在德语里是“中心”的意思。
  Mitte历史上曾是普鲁士王朝的宫殿所在地,名副其实的市中心。在柏林的头两个星期,我正好住在这个区域,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一幢四层公寓房子里。房屋据说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带有浓郁的中世纪味道。房间窗户对面的墙壁上仍可见累累弹孔,右边墙角则是一个破败的残垣断面。
  房东Joachim说,这幢房子是二战炮火中少数的幸存者。整幢房子的产权都归一个曾经非常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他们在战争来临前举家逃往美国,现在住在纽约。1994年Joachim刚搬进来的时候,周边还是一片荒凉,没有商店,没有餐馆,“什么都没有”。一如以前的东柏林。那时的房价很便宜。
  他没有想到,这个街区现在成了一个时尚中心和黄金地段,不少雅皮士和外国记者都住在这里。Joachim住的这幢楼底层就被悉数改装成极具个性和前卫的时装店。楼里则住着不少艺术家和设计师。现在的房价已经翻了一番。
  Joachim来自东柏林。曾学习戏剧,做过演员,现在是一个独立电影导演。他长得有点像电影里典型的德国军官,身材瘦削,淡蓝色的眼睛。他的英语带着美国口音——他后来告诉我,他曾在洛杉矶生活过四年,进修导演专业。
  1989的9月,25岁的Joachim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逃到西德去。他仔细设计了一个“偷渡计划”:申请去苏联的签证,设法逃过边境检查,登上了前往布达佩斯的飞机,躲在机上的厕所里,终于抵达布达佩斯。从那里,他成功地踏上西德的土地。根据当时西德的法律,他成为西德的自然公民。
  不过没过多久,柏林墙就倒塌了,东德人可以自由地跨过边境到西德了。历史和他的冒险开了一个玩笑。
Joachim的经历,让我想起在查理检查站博物馆看到的东德人试图逃到西柏林的一些照片。通常的一种方式是藏匿在西方访客的汽车后备箱里,以逃过关卡士兵的检查;提供帮助的人或是亲友,或是陌生人,甚至包括西方的外交官。不过这种方法风险很大。
    Joachim并不愿意详述早先的东柏林生活,只说当时“当然有很多束缚”,不过作为一个学戏剧的学生,学校的环境“并没有那么糟糕”,偶尔还是有一些创作的空间。到西德后,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Joachim一直住在西柏林。虽然柏林墙已经倒塌,东西德也合并了,但他并不愿意住到东柏林。在心理上,他仍然排斥那个历经千辛万苦要逃离的地方。
1994年,Joachim发现了现在住的这幢老房子。他非常喜欢,而且和西柏林的房价相比,东柏林的房子要便宜很多。于是他决定搬回东柏林,一住住到现在,即使在美国学习的四年间,他仍然保留了和原始房东的租约。
    作为一名独立电影导演,Joachim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正在为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做后期剪辑。因为缺乏资金,进展非常缓慢。这是一个关于警察和杀人犯之间的故事,有一次一起在住家附近的咖啡馆吃早餐时,他对我说,有两条线索,不太好解释。
    他也经常做一些自由职业的活儿,如给电台配音、做节目等赚些外快。当然,作为“二房东”出租一间房间,也是为了能增加一点收入。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不慎使一个他不想结婚的女朋友怀上了孩子,而对方坚持要这个孩子。他恐慌到了极点,觉得自己根本无力承担这个责任,生活将从此一团糟。可是孩子出生后,他觉得非常可爱,有了一种做父亲的责任感和喜悦感,生活也没有想像的那样狼狈。他开始变得放松起来。现在每周去看一次孩子。
  或许,Joachim并不能代表典型的东德人,他从事艺术,又在美国学习生活过。但是在西德人看来,东西德人之间的差别——即使在两德统一已经17年之后——仍然非常明显。这可以从语言、穿着、举止等看出来。
  我相信是这样的。但我更理解,像Joachim这样的东德人试图在新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和价值,虽然生活并不容易。
Joachim的家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从广场往东,便是“卡尔马克思巷”(Karl-Marx Allee)。
  称做“巷”,其实是一条89米宽的大马路,中间由绿化带隔离,总长2公里。
  第一次坐车经过,是鲍豪斯带领的。我的第一个感觉像是回到了前苏联。同北京的长安街一样,卡尔马克思巷依照前苏联模式建成,功能之一是供前东德政府五一国际劳动节阅兵之用。
  这条大道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名字叫“斯大林巷”(Stalinallee),也是前东德政府在二战后重建工程的旗舰项目。大道两边的房子多为八层,按照一种被称做“婚礼蛋糕”(Wedding-cake style)的苏联社会主义经典建筑模式建成,据说初衷是为普通工人提供宽敞且舒适的住房。这与北京上世纪50年代受苏联模式影响建成的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异曲同工。
  1953年6月,斯大林巷成为东柏林一次工人示威运动的聚集地。这场运动波及全东德,差点危及新成立不久的东德政府的领导。运动最终被苏联的坦克和部队镇压,导致至少125人死亡。
  1961年后,“斯大林巷”更名为“卡尔马克思巷”。终于,我在这里找到了最浓重的“社会主义感觉”。
  我后来又一次坐车经过卡尔马克思巷,是跟Joachim。
  我们行驶在没有交通堵塞的宽阔的马路上。那些似曾相识的房子与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比较起来,实在是缺少美感。我问Joachim觉得两边的房子怎么样。“嗯——,”Joachim顿了顿,“我以前觉得这些房子很难看。不过,当你换一个角度看时,它们也可以是美的。”

往期回顾

出版日期:2007-08-20
《财经》杂志
2008第15期 总第216期
出版日期:2008-07-21
往期回顾
《财经·金融实务》
2008第7期 总第33期
出版日期:200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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