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看一下，我家的房屋危险啊！”在电话中，“慰安妇”的幸存者周粉英的儿子向记者诉说着。周粉英现年91岁，住在江苏省如皋的白浦镇，她的儿子姜伟勋也已64岁，在家中照顾年迈卧床的母亲。
    周粉英现在每月从民政局领取400元的“烈属”待遇抚恤金，家里主要靠种田，平时由姜伟勋照顾，播种和收割时由邻居帮忙照顾。
    今年5月，周粉英经家人得知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雷桂英去世的消息后，才愿意公开自己曾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事实。“我母亲说：‘所有经过都能说得清楚。’”

    “慰安妇”究竟有多少？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
    二战期间日军到底征召了多少“慰安妇”，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统计。日军有关“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大多在战败时被销毁，而原“慰安妇”也多已过世。
    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会长谭汝谦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慰安妇’制度是反人权的极大罪行，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估计‘慰安妇’的总人数达到了40万到50万。”
    另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的研究，“慰安妇”总共有40万人，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万-16万人，日本2万人，其余为东南亚和少数白人。
    “韩国的‘慰安妇’问题研究比较早，目前联合国发布的20万‘慰安妇’是建立在韩国的数据基础之上的，但并没有加入中国的数据。” 苏智良说。
    中国是日军强征“慰安妇”最大的受害国，但是中国的“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取证始终以民间的学者和律师发起。今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121号“慰安妇”议案，也是援引“20万‘慰安妇’”的数字。“日本皇军强迫20多万‘慰安妇’沦为性奴隶。” 议案的提交者众议员麦克本田（Michael Honda）在提案中以及议案通过后的声明中都这样说。
    联合国代表团于1995年7月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朝鲜也提供了书面材料。次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此次调查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尽管报告中提到日军在中国大陆也开设了慰安所，但是它们的规模、地域、受害者人数等问题均没有展开。
    苏智良教授在《“慰安妇”研究》（1999年出版）中写道：“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书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日军奸淫数日的妇女。”
    苏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45人，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她们主要生活在海南、山西，有40多人；上海居住的有2名。
    “慰安妇”问题方面的学术著作，目前以日文、英文和韩文为主，中文出版的研究中国“慰安妇”的著作很少，如《“慰安妇”研究》、《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等。
    上海师范大学的“慰安妇”研究中心是中国惟一的“慰安妇”研究机构，但这个中心在人员和经费上都捉襟见肘。
    “‘慰安妇’的调查范围遍布22个省份，不能仅依靠我一个人。从黑龙江到海南，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有日军的地方就有慰安所。”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创始人苏智良说。
　　1992年，来自上海的苏智良在日本访问期间，正逢日本国会女议员伊东秀子首次在日本国会提出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一位日本教授对苏讲起：“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苏智良为之震惊，在1992年之前，国内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研究。

    “慰安妇”问题掀动世界
    今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谴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决议案。在议案表决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议案的提交者、众议员麦克本田发表声明说：“这是众议院首次考虑121号决议并能够顺利通过。此次决议得到了168位不分政见的众议员的联署。”
    此前的 1月31日，本田提出“慰安妇”决议案，仅获得了六名议员的联署。本田在议案中写道：“决议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击和羞辱日本，而是通过这个决议，为现存的‘慰安妇’们讨个公道，并揭露这起多年来不为人所知的反人权的暴行。”
    2月中旬，韩国的李永洙和金郡子、荷兰的沃海伦三位“慰安妇”到美国众议院举行“慰安妇”听证会，声泪俱下地讲述她们的经历。本田在听证会上发言说：“这些妇女正在老死，幸存者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如果现在不行动的话，我们将失去追讨日本国政府承担‘慰安妇’责任的历史机会”；“‘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将使得区域国家把历史遗留带来的焦虑搁置，对于区域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次讲话，立即将可能被搁置的“慰安妇”议案推向了公众的焦点，并掀起了西方媒体一边倒的谴责安倍的舆论力量。
    安倍晋三表示：“对于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在3月5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再次表示，日本将不会再为“慰安妇”问题道歉，并称“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道歉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再为二战中强迫亚洲妇女成为‘慰安妇’道歉。”
    3月8日，安倍又表示，日本政府将协助自民党重新调查作为“河野谈话”前提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事实，并探讨“修改河野谈话的可能性”。
    讲话一出，引起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的一片哗然。
   《纽约时报》3月5日刊登题为“日本‘慰安妇’道歉背后的政治”的文章，法新社3月11日发表文章称，“‘慰安妇’历史学家们被安倍的反驳辞所震惊”；《韩国先驱报》发表文章，题目是“日本不能逃脱‘慰安妇’的责任：东京方面真诚的道歉是其与亚洲邻国关系继续的必须。”
　　成立于1994年的史维会，是“慰安妇”议案的主要推动者，由海外华人募捐、筹款。
    史维会为议案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登了广告。本田是史维会众多成员的选区的众议员，这一点也成为日本部分媒体攻击的对象。
    前史维会会长谭汝谦向记者透露：“许多年来，我们依靠登广告的途径来吸引西方主流社会的注意，例如南京大屠杀问题、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席问题等。我们的经费来自于个人的捐助。”
    7月2日，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公布。调查重点在山西省的五县市、海南省的两个县、云南省的六县市。
    7月7日，中国第一个“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对外开放。这也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世界上第三家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资料馆。
    7月21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的“二战受害幸存者援助基金”成立，香港企业家钟惠民先生捐助了第一笔100万元人民币捐款。据说，红十字基金会有意在2008年对原“慰安妇”有一个固定的资助。
    苏智良说，他正与一位在美国做研究的中国女学者合作，撰写记录12位中国原“慰安妇”血泪遭遇的英文书，书名暂定为《中国“慰安妇”不为人知的故事》。目前已有多家美国的出版对此社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