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停拍电影之后，在戏剧舞台上仍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1989年，他执导了戏剧《马奎斯·德·撒德》。这位晚年已经“无意回顾电影”的电影大师在谈到戏剧和电影的关系时，曾有两个极为俏皮的比喻：“戏剧是开始，是结束，是一切的一切；而电影则只是关乎屠夫和娼妓的交易而已”；“戏剧是妻子，电影是艳遇。”

文/张亮 发自瑞典斯德哥尔摩
　　“我听说伯格曼要回到斯德哥尔摩了，我想，他做好了准备，回来等待死亡。”
　　在所有关于伯格曼与死亡的故事中，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个。它伤感，并带有一种契约感。这让人想起，伯格曼与死神，一直是奇怪的一对。
　　某种意义上，很少有谁比他们更为亲密。整个电影史上，没有第二个导演像伯格曼一样不知疲倦地拍摄、探讨死亡；影史上最著名的死神形象，也出自于他1957年的作品《第七封印》。
但死神似乎迟迟不愿接纳他：到2007年，伯格曼已经息影25年，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早于他12年去世。如果伯格曼像电影里一样与死神对弈，他实在赢了太多局。
　　这个预言的讲述者，叫做理查德陆夫特，一个48岁的瑞典男人。他是个生意人，不过别人在向我们介绍他时，说他“曾是伯格曼的助理”。我们在2007年3月9日头一次见面。当地人说，这天是今年斯德哥尔摩头一次出太阳，“看起来春天就要来了”。
开着那辆半旧的斯柯达，他把我们从市中心带到城市东北面的利丁岛上，带到罗丹的学生、雕塑家卡尔米勒斯的故居。在那里，我们找了一个小吃店，一起吃着巧克力饼和味道清淡的三明治，听他讲一个又一个关于伯格曼与死亡的故事。
　　比如这个玩笑性的：“伯格曼曾有一个亲戚，是瑞典的演员。她岁数很大了也没有死掉，伯格曼曾经刻薄地说，这个人实在太糟了，连冥王也不要她。这些年，我总想起这个笑话也适用在伯格曼身上。”
　　还有这个：“2002年，我拍了一部关于戏剧的电视剧，其中一个故事，讲一个导演死后，他的灵魂依然徘徊于瑞典皇家剧院，指导新导演拍戏。拍完这部戏，我给伯格曼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用了你的想法。因为他曾经跟我说，即使他死了，他的灵魂也会留在皇家剧院的。”
　　其中最现实的一个是：“我知道，伯格曼很害怕死亡。”
　　五个月后，8月1日，全世界从网络上得知，伯格曼过世于他所隐居的法罗岛。他没有像陆夫特说的那样回到斯德哥尔摩，但事后陆夫特跟我补充了其他的“契约”：在去世之前的半年，伯格曼停止了剧本写作。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几乎不愿起床，“他就那么躺着”。
　　
瑞典社会最伟大的不和谐符号
　　有些时候，瑞典让人想起中国。
　　一方面，它们都热衷于自我标榜：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墙上，悬挂着闻名当地的网球运动员、演员和歌手的形象；虽然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但显然，他们就是瑞典的姚明与成龙。在市政厅，女市长以一种职业化的热情告诉我们这些中国游客，这座城市正在修建一座ABBA乐队的纪念馆。在每天的热情款待中，我们一遍又一遍被当地企业灌输一种似曾相识的“报告文学”：瑞典与中国的友谊，瑞典商业与中国市场的默契……
　　但另一方面，瑞典人和中国人一样反对张扬。陆夫特告诉我们：“在瑞典，人们喜欢那些普通的人，不喜欢那些太与众不同的人。”而这正是伯格曼遇到的问题，他因为性格太鲜明，得罪了很多同乡、同行。我告诉陆夫特说，在这方面中国人和瑞典人颇为相似，他的回答是：“所以我很容易地喜欢上了中国，我很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或许因为这两个原因，在瑞典的自我标榜中，伯格曼并非一个恰当的符号。
　　在抵达瑞典第二天，我满街寻找书店──想象中，不应该有第二个国家或城市的书店拥有更多关于伯格曼的著作──但在市中心一家足够宽敞的书店里寻找了一个小时，我只买到了一本关于美国导演库布利克的画册。
　　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库布利克，美国人，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拍摄于英国。他不喜欢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也不是很在意他。我未曾在美国的书店见过关于库布利克的画册，却在瑞典买到了。
　　这也似乎是多数伟大电影导演的宿命：黑泽明晚年的电影投资来自于好莱坞；奥森威尔斯在不容于美国电影业后，生命中最后一次参与电影是给动画片《变形金刚》的电影版配音；卓别林遭到反共分子迫害而离开美国；而近几年，被全世界公认为属于纽约的电影大师伍迪艾伦，也只能辗转于英国、西班牙拍摄电影。
   相比而言，伯格曼或许算得上这一串名单中较为幸运的一例。他曾因为税务问题遭到瑞典政府调查、扣留，这让他对自己的祖国相当失望。但真正让人失望的，是我在瑞典的书店、会场里与人闲聊，谈到伯格曼，得到的总是彬彬有礼却漠不关心的回复。
　　直到行程即将结束，早餐时，导游跟我们说，他的一个朋友曾是伯格曼的助理。
　　我并非试图诋毁瑞典。伯格曼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拥有同样的命运。甚至，如果他的作品推迟50年诞生，他可能根本得不到世界的重视。
　　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波兰著名导演波兰斯基无法忍受记者的愚蠢问题，留下一段呵斥之词：“今天的问题都如此贫乏，是不是电影让你们变得智力低下了？你们的问题都和电影没关系，你们的兴趣不在电影上，是敲击键盘获取信息让你们对思考没了兴趣吗？”之后他便扬长而去。
　　波兰斯基的愤怒是具有代表性的，但他的无力感同样具有代表性。不得不承认，如果50年前的电影能够启发思考，今天的媒体，无论互联网、电视，还是绝大多数电影，都是无休止的信息填塞器，或者刺激提供者。
　　另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曾在见到德国大导演赫尔佐格后，问了对方一个问题：“戈达尔说电影已死，你怎么看？”
　　赫尔佐格只说了一句话：“戈达尔是个傻×。”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如果你在今天还想赢得世界和同行的尊敬，大概只有及时去世这“死路一条”了。
　　
    伯格曼的创造力
    伯格曼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创作者之一。一个叫做Bermanorama的网站上列举了他的作品：粗略数下来，他从1946年28岁时进入电影业，共拍摄了44部电影；1940年他进入戏剧界，到2002年一共执导98部戏剧。此外，他还参与了27部电视剧、45部广播剧。
　　这是一种可怕的创造力，特别是考虑到有太多因素可能阻碍伯格曼的创作，这个结果就更显难得。伯格曼常年受到失眠困扰，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同时，他一直被焦虑感所驱赶。他曾告诉伍迪艾伦，自己会在梦中发现要拍电影时，不知道应该把摄影机摆在哪里。与他对抗的力量还包括自己的国家，因为税务问题，他一度被暂停拍摄电影；而影评人们不止一次宣布说，伯格曼的创作生命已经完结。另有一些瑞典影评人批评他贩售低级的瑞典风情，讨好外国观众。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张艺谋在中国受到的一些批评，但张艺谋在中国所获得的政治认可和商业成功，恐怕足以令伯格曼、奥森威尔斯们不知所措。
　　比量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作品的品质。上世纪50年代末期，37岁的伯格曼拍摄的《夏夜的微笑》获得戛纳电影节特别奖，39岁时的《第七封印》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同年另一部电影《野草莓》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40岁时的《魔术师》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电影史上很少有导演能以如此频率拍摄出一连串精品。但在伯格曼的人生中，这种频密的杰作制造不止一次：60年代，他的《处女之泉》、“沉默三部曲”和《面具》皆属精品。70年代，他接连拍摄出了《呼喊与细语》《婚姻场景》《秋日奏鸣曲》等作品。在他去世后，伍迪艾伦对《时代》杂志说，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拍出其中的一部”。
　　虽然伯格曼从未试图讨好观众，但就个人的观影经验，他的电影从不乏味。我记得看过的第一部伯格曼电影是《处女之泉》，其中最让人震颤的一段是男主角，即“父亲”在得知女儿被杀害后的反应：他跑到屋子外，整个身体扑在一棵小树上，树和人的身体像在波涛中一样起伏、摇摆——我从未见过有电影以如此外在而强有力的方式，表达一个人内心的愤怒与痛苦。
　　当然，这种印象只局限于表现形式。对于一个生长于中国、未满20岁的电影观众，伯格曼电影的主题——上帝是否存在？死亡与人生的关系——实在太过遥远了。但任何一部伯格曼的作品（包括他那本尽可能诚实的自传《魔灯》）都足以令人好奇——究竟一个怎样的人能拍摄出这样的作品？
　　
    “伯格曼时刻”
    多少有些让人失望，理查德陆夫特从未参与过伯格曼的任何一部电影。他1985年才与伯格曼展开合作，那时后者已经完成了自己银幕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芳妮和亚力山大》。之后的八年里，陆夫特参与了伯格曼一系列戏剧的拍演，其中包括著名的《哈姆雷特》，以及改编自三岛由纪夫的《萨德侯爵夫人》。
　　1985年至1993年，是伯格曼67岁至75岁的八年。虽然比起晚年近乎完全的自我封闭，这一阶段伯格曼仍对世界敞开自己，但这道门已经虚掩上了。
　　“塔可夫斯基曾经给我打电话，希望与伯格曼见上一面。但我问过伯格曼之后，他拒绝了见面。”在我们试探是否有可能前去拜访伯格曼时，陆夫特讲到这个故事：“我非常不理解，因为在我看来，塔可夫斯基是个非常伟大的导演，为什么他拒绝见对方？”
　　伯格曼给他的解释是，自己以前经常遭遇一种挫败感：他喜欢一部电影，但在见到电影导演时，一点也不喜欢对方。他不希望电影因为它的导演而丧失自身的魔力。
　　这是一个有趣的答案。它认定了电影的生命力与价值大于它的创作者，甚至，两者的关联并不紧密。
　　就像伯格曼与死亡仿佛拥有契约，他对电影的价值判定似乎同样有一种契约：一种为电影而牺牲一切的“合同”。
　　“他非常非常强硬，他参与所有事，并且不能接受任何事情失控。他总希望所有人做到最好，如果谁做不到，即使是努力到百分之九十九之后放弃，他也受不了，”陆夫特说，“这弄得他自己有时非常累，而这也会让他愤怒。”
　　陆夫特本人所经历的一个“伯格曼时刻”是在彩排时。根据剧本，三个男人坐在台上，陆夫特安排了三把凳子。但伯格曼叫所有人停下来，不停地问：“第四把凳子呢？”当所有人惊讶于剧本上只写着三个人而为什么需要第四把凳子时，伯格曼怒吼着质疑：“剧本后面还有这三个人的老板，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准备一把凳子？这是谁的责任？”
　　“我始终很喜欢他，他去世并不改变什么。不过跟他合作并不容易，很多次我都觉得，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太恶劣了，这让我有时难以接受。他真的能让人绝望，但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全力投入，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最严苛的，因此我还是能够接受他不好的一面。”伯格曼去世后，我在给陆夫特的邮件中询问他的想法，这是他的回答。
　　也是在伯格曼逝世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1964年他接受采访所说的一段话：“你们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么？每天奋力工作八个小时，就为了三分钟的电影。在这八小时里，可能只有十到十二分钟，如果你走运的话，算得上是真正的创作。也许这都不会有。然后你得鼓足勇气迎接下一个八小时，祈祷这次你能获得真正的十分钟。为了找到有着真正创造力的这几分钟，拍摄现场的每个人每件东西都必须调整好。一定要让自己和演员进入一种着魔的状态……”

    活在巨人身旁的陆夫特
    我们是在酒店的大堂找到陆夫特的。锁定他并不困难：他的胳膊夹着一个长条形的纸盒子。里面装有他的发明，一把六七十公分长的“烤肉打火机”，不过看起来更像《星球大战》里绝地武士们使用的光剑。陆夫特自豪地把产品命名为“陆氏打火机”。
　　和伯格曼一样，陆夫特是22岁进入戏剧界的。在与伯格曼合作之前，他已经在法国导演过一部萨特的话剧。他认为自己是为数不多伯格曼欣赏的人之一。有一次，伯格曼被邀请拍摄一部电视，因为身体原因，他把这个机会让予了陆夫特，并提出，自己可以担任陆夫特的助理。事后，他在电子邮件中对我写道：“我还有他签名的这张合同。”
　　但这也给陆夫特带来了困扰：“我跟伯格曼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没错，我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也给了我很多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导演，不应该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个伯格曼这样伟大的导演对别人介绍自己说，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降了下来：“我应该更有竞争性地证明自己。”
　　对于这个今年48岁的瑞典人，他的20多年戏剧生涯比起伯格曼的要简单得多：他导演过大约30部戏剧，3部歌剧，大约10部音乐电视。比起伯格曼难以枚举的获奖名单，陆夫特列给我的惟一奖项是：1995年格莱美最佳瑞典音乐电视奖。
　　陆夫特最终成为了一个企业家。2006年，陆夫特卖出了3000多支打火机。2007年，他的产品已经进入了750家商店，甚至被卖到了南非和巴西。
　　8月4日，伯格曼去世那一周的周六。我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陆夫特。他带着19岁的女儿和16岁的儿子来北京和上海旅行，并计划前往常州的工厂待上一天。
　　我们很多的话题仍然集中在伯格曼身上。之前的几天里，中国不知有多少电影爱好者同时追悼着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陆夫特说，很多时候，伯格曼都是个很个人化的人。陆夫特指着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孩子出生时，我给他起名叫文森特，我太太要叫他山姆，幸好伯格曼在电话中说，山姆是个坏名字，于是他叫了文森特。
　　文森特是个安静的年轻人，在我们讨论的时候，他悄悄吃掉了被雕刻成花朵、用作装饰的胡萝卜。我问他怎么看待伯格曼的电影，他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这个过于安静的小伙子惟一一次大声说话，是我们谈到伯格曼的婚姻。我说，他有五任太太、八个孩子，居然没有人陪在他身边。陆夫特的女儿和儿子均大声纠正我：是六任太太，九个孩子。
　　很显然，这是媒体的力量。这也让我重新想起在瑞典时，与伯格曼既近又远的感觉。看起来，这一次伯格曼终于被自己祖国的媒体仔细报道了。
　　“这两天关于伯格曼的报道太多了。伯格曼的一个10岁的小孙女，叫Karin，她跟我们说，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陆夫特说。
　　我们谈到了伯格曼在64岁退出影坛的事情。陆夫特说，在他看来，除了身体问题，还有伯格曼的个人感受：“他最大的兴趣，是为自己表达，而不是对世界表达。很幸运，世界喜欢他表达的，他取得了世界级的成功。但他在意的，仍然只是表达自己想说的。”
　　“这是伯格曼告诉你的？”
　　“我知道他的压力，我能看到他的压力，我也能感受到他热爱的表达，以及跟演员互动。我想我懂。”陆夫特回答说。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伯格曼又孤独地写了25年剧本，即使他的孙女，也并不知道她爷爷究竟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