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实习记者 赵萌

   仿佛约好要给世人最后一个震撼，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在同一天辞世。两个一生都在指挥别人演戏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粉墨登场，亲自出演了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道惊奇。
    伯格曼先走一步，整个瑞典都在叹息，评论家们忙着在各自的板块涂鸦，写着似是而非的悼念文章。几小时后，安东尼奥尼也走了，这再一次的打击却让真正的影迷沉静下来；这样的哀恸或许要几星期才能平复，而在这个速食的社会，已经极为可贵。
    伯格曼崇尚终结，安东尼奥尼追寻延续；伯格曼喜欢精彩的独白，安东尼奥尼偏好深长的沉默；伯格曼一生都没有走出斯特林堡的影响，安东尼奥尼则是加缪永远的崇拜者。
    但他们之间也总有共同之处：他们的电影都用真实的痛苦抵挡了存在的悲伤。伯格曼挥舞着摄像机，好像它是一把匕首，让全世界都能感到这来自瑞典的一记猛击；安东尼奥尼则小心地操持着它，仿佛它是一柄手术刀，用意大利式的精致缓缓划出一个细密的伤口。《呼喊与细语》中的自我割裂让人惊骇，画面的结尾是一片红色，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春光外泄》中，每一个人都在疏离的生活中各自逃离，每一个人都很孤立，每一个人都仿佛物象一般没有生的气息，仿佛他们之间永远都不能够相互探寻相互追问。
    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最终都在电影里找到了共同的家园。他们的痛苦、孤独和寒冷都在电影中得到了发泄，但你却并不能通过电影去了解他们内心的世界。他们的电影并不是帮助人们跨越鸿沟的桥梁，而是鸿沟本身。
    伯格曼曾经说过：“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不曾发生；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安东尼奥尼也曾经说过：“希腊神示里说，人啊，认识你自己。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人啊，有一天你终将死去。”
    但他们都赞同费里尼的一句话：“梦，是惟一的现实。”

    不一样的童年
    1912年时的费拉拉是一座宁谧的意大利小城。此时的欧洲上空虽然已经集聚了一战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降生所带来的喜悦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在这个生活富足的天主教家庭中，安东尼奥尼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多年后，他曾这样描述故乡：“那是帕多瓦平原上一座不可思议的小城，古老而又安静。”
    在父母的宠爱下，年幼的安东尼奥尼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玩具——木偶戏。他动手制作木偶，然后把他们安插到自己设计好的小舞台上，颇能自得其乐。这    也许是安东尼奥尼一生在戏剧舞台上最初也是最后的尝试。
    也许正在6岁的安东尼奥尼把玩着手里的小木偶时，在相距费拉拉2500公里之外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城，有一个婴儿降生了，他就是英格玛伯格曼。
    在乌普萨拉，伯格曼家算得上是有名望的家庭。男主人艾瑞克伯格曼是受人敬仰的路德教牧师，女主人也同样出身名门。但寒冷的天气似乎更容易让人形成严肃的性格，和安东尼奥尼那对在阳光下欢笑着饮酒的父母不同，老伯格曼夫妇之间总夹着一块终年不化冻的薄冰。“他们履行义务，他们做出很大努力，他们祈求上帝的怜悯，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传统对此毫无帮助，完全无能为力。”    这就是伯格曼对于父母关系的描述。
    那块冷硬的冰不仅仅存在于他们夫妇之间，也隔在了伯格曼父子之间。当安东尼奥尼在玩偶的陪伴下步入少年、并在父母的鼓励下开始学习油画时，幼年的伯格曼正被父亲关在壁橱里反省，偶尔还要因为顽劣挨上几鞭子。
    所幸，父亲对于伯格曼也并非全无启发。在无数个被迫跟随父亲到教堂布道的日子里，祈祷时百无聊赖的伯格曼学会了自娱自乐。“我总是记得光线是怎样洒在我的盘子上，然后我轻轻地挪动盘子，影子里就出现了不同的形状。那是多么无聊的讲道，但那又是多么美的教堂。光透过窗户的时候音乐响了起来，我坐在风琴后边的阁楼上，如果这时教堂里举行的是葬礼，一切就都完美了。漆黑的帘幕和棺椁就在我下面，随着送葬的队伍到墓地去，看着棺椁一点点下沉，我却完全不感到害怕。”这就是伯格曼最初的童年记忆——光影和死亡。
    如果一定要在年少的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之间找什么共同点的话，木偶或许是他们成长经历中惟一的交集。
    对安东尼奥尼而言，木偶只是他的玩具。在开始学习油画之后，它们就被安东尼奥尼束之高阁了，显然，画布上美丽的风景更能吸引他的目光长久停驻。但对伯格曼而言，那些木偶却是他童年全部的美好。在9岁那年用100多个小锡人换来一架投影机后，伯格曼终于在玩偶搭建的私密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木偶和这个想象中的舞台，十年之后，当伯格曼看到了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时，他就“仿佛找回了自己本来该在的那个世界”。
    和父亲的矛盾重重并没有影响伯格曼对母亲的依恋。“我深爱着我的母亲。她是一个既温暖又冷酷的女人。当她温暖时，我总是试图靠她更近一些，但她又变得冷酷和拒人千里。”在这一冷一暖的转换之间，伯格曼的少年光景轻轻地滑过。

    窘困的起步
    渐渐长大之后，安东尼奥尼画油画的时间也渐渐少了。时间仿佛一下子流到了1931年，他该读大学了。伯格曼还在为获得母亲更多的关注而苦苦挣扎时，安东尼奥尼已经顺从家人的安排，进入博罗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与商业。
    大学里的安东尼奥尼算得上是一个活跃分子，他开始尝试剧本创作，并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创立了校园剧社。在对电影燃起满腔热情之后，他积极为一些报纸的影评版撰写文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美国和意大利的电影发展现状侃侃而谈。笔墨之外，他也是运动场上的能手，网球冠军的称号让他的大学生活愈发多姿多彩起来。
    1935年大学毕业之后，安东尼奥尼决定自己拍一部纪录短片。他选择了疯人院题材，由病人们帮助他布置机器，搭建场景，但场面终于失去了控制。一直经历顺遂的安东尼奥尼似乎受到了一些惊吓，决定放弃拍摄。
在罗马，当安东尼奥尼正辗转于法庭秘书、银行出纳员等工作之间时，伯格曼开始了他孤独的大学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挂名学习历史和文学的伯格曼，实际上对此毫无兴趣，倒是业余时间写的一幕诙谐短剧让学校的剧社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生涯。
    1939年末，安东尼奥尼决定重回电影圈。27岁的他在罗马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担任编辑。但仅仅发表过几篇文章之后，就因为政治运动被莫名其妙地解职。无奈中的安东尼奥尼只能改写剧本，2000里拉一部，并且不得署名。
    伯格曼此时的生活也颇为困窘。因为过于投入戏剧创作，荒疏学业，引起了父亲对他的不满。与家庭决裂后，他继续在哥德堡、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里实践理想。虽然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但这段经历却为伯格曼以后的创作生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在汲汲于剧本创作一段时间以后，安东尼奥尼在1942年等到了转机。为罗西里尼创作的剧本《飞机驾驶员回来了》初受好评和瞩目之后，他已经可以作为见习导演，到法国参与《夜间来客》的创作。而在斯温斯克电影公司的剧本创作部，伯格曼在老板眼里还是一个“衣衫褴褛、笑声粗鲁，甚至还有些痞子气的年轻人”。
    从法国回来后，安东尼奥尼终于找到了投资人，开始拍摄《波河的人们》。但胶片的大部分被意大利的德国统治者一扫而空，只有零星的片断留下，安东尼    奥尼的电影之路再度受挫。
    时间进入1944年，伯格曼的事业率先迎来了转机，他在学校开始创作的剧本《折磨》被拍成电影。1945年，他获得了自己执导电影的机会，并几年内陆续推出《渴》和《监狱》等作品。虽然这些影片过于激烈地反映政治弊端和社会危机而遭禁，但伯格曼已经在业内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并受到了民众的喜爱。到上世纪50年代初，伯格曼的存在已经让人无法忽视。

    世界之巅
    在伯格曼从影之路日渐顺遂的时候，安东尼奥尼正苦熬着他人生中最挫败的十年。几十年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那段岁月仍然显得不堪回首：“在那十年里，电影不再需要我创作，而需要我虚无的客套、我的精明、我的商业头脑和耐心，当然，还要有计谋才行。但这些我全都不在行。那真是最令人痛苦的一段时间。”
    1950年，安东尼奥尼终于等来了机会，开始拍摄他的电影处女作《某种爱的纪录》。此后，《失败者》《不戴茶花的茶花女》《小巷之爱》等作品陆续推出，但反映平平。这时，相伴他12年的妻子也提出了离婚。她对记者说：“我们的生活完全陷入了沉默之中，他惟一需要我的地方，就是让我给他的剧本提意见。”在妻子看来，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理应结束，安东尼奥尼为此意志消沉，严重失眠。他不得不在清晨就起身修改剧本，以此消磨痛苦的清醒。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1955年开拍的《女朋友》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在安东尼奥尼埋首于工作排遣感情的创痛时，伯格曼已经凭借《夏夜的微笑》领走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特别奖，并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此后，《第七封印》《女人的期待》《野草莓》《魔术师》等作品以惊人的速度问世，并在各大电影节折桂无数。
    1960年，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终于在戛纳会师。凭借《奇遇》，安东尼奥尼戴上了他的第一顶世界桂冠——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在看过《奇遇》后，罗西里尼和一些导演联名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特殊重要性，并震惊于它所表现的张力。因此，我和同业都迫切地感到一种需要——向这部电影的作者致敬。”而继《第七封印》和《女人的期待》在戛纳封王之后，伯格曼的《处女之泉》再次获得影评家联盟特别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66年，《春光外泄》的成功，奠定了安东尼奥尼世界级电影大师的地位。多年以后，伯格曼在评价安东尼奥尼时说，“他只有两部杰作——看了这两部之后，你就不用再看他的其他作品了。一部是我反复欣赏过很多次的《春光外泄》；另一部是《夜》，虽然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女主演让娜莫罗的精彩表演上。安东尼奥尼只会集中在一个画面上拍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电影应该是许多画面有节律的流动。”
    虽然母子关系并不和谐，但母亲的去世给了伯格曼很大打击。1972年的《呼喊与细语》就被认为是他对母亲的感悟；而这部作品中的室内剧情和强烈的舞台色彩，似乎已经暗示着伯格曼即将转型。
    《呼喊与细语》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外语片奖时，安东尼奥尼已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到“文革”中的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两年前的《扎布里斯基角》中，安东尼奥尼就承认了学生反战运动对他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客观立场并没有被接受，因此遭受了中国国内大规模的批判。如果翻找当年的《人民日报》，你还可以读到“恶劣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和“中国人民不可侮”等抨击文章。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行并非全无收获，他得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陪他白首共度的恩丽卡。而此时的伯格曼也和丽兹乌曼分手，迎娶了他的最后一位太太    ——英格丽冯罗森。

    晚年岁月
    又是十年过去，1982年的他们都有了退休的打算。具有精神自传意义的影片《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让安东尼奥尼摘得了戛纳35周年大奖，但这些热闹似乎已经与他本人无关。他已经决定休息了。
    同年，伯格曼凭借自己的“最后一部影片”《芳妮和亚历山大》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之后，也宣布退出影坛。他称该片为“作为导演一生的总结”。《芳妮和亚历山大》是他人物最多、规模最大、视野最广阔、拍摄费用最昂贵的影片。伯格曼把过去影片中的主题和人物，以及一切他所迷恋的事物，都在这部影片中重复出现。
    1985年，安东尼奥尼因为中风不良于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因为健康原因远离了电影，重新拾起少年时的画笔。只是，他现在涂抹的油画据说有了几分中国山水的意境。而这一年的伯格曼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幸福的记忆”，     “当我们从爱丽舍宫出来时，有一辆巨大的豪华轿车等着我们，前面还有四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这可能是少数几个我因为自己的名望而感到快乐的时刻之一。那种感觉是那么奇妙，以至于我笑出了声，笑得跌倒在这辆大车的地板上”。
    再一个十年过去，已经丧失部分语言能力的安东尼奥尼在德国导演文德斯的帮助下完成了《云上的日子》，并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此前，伯格曼编剧的影片《情天未老》出现在戛纳影展上，总是以苦难为题材的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温情而美好的影片。
    2004年，伯格曼“真正的”告别作《萨拉邦德》上映，好评如潮。一年之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终于在中国首映，坐在轮椅上的他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到是不是愿意再到中国时，轮椅上的他拉住记者的手说：“走，这就走。”
    2007年7月31日上午8点左右，伯格曼在法罗岛的家中去世。12个小时之后，    安东尼奥尼在老妻的陪伴下，也在心爱的扶手椅上告别人间。
    安东尼奥尼在去世之前，曾和记者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如果让您进入一个没有电影的世界中去，那您想做什么呢？”
    “拍电影。”
    50年前，伯格曼说：“经由死亡，我即化为乌有，穿过黑暗之门。等着我的，全是我无法控制、预料和安排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有如无底的恐惧深渊。”50年后，他已能坦然面对死亡：“生活对于我来说，负担越来越重，也许哪一天我承受不住，我也就死了。”
    不管天堂里有没有电影院，他们曾在人间开启的这道门都已经关闭。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在2007年7月30日这一天，打开了电影院里所有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