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陀

　　巴勒斯坦的奥马尔（Omar al-Nakhla），是在“六日战争”的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的。
    那一天，以色列的战斗机成群地出现在空中，向撒马利亚山区的约旦军事基地疯狂扫射。在约旦河西岸离耶路撒冷不远的Jalazon难民营，奥马尔的母亲娜兹梅娅（Nazmeia）夹杂在35万难民中仓惶出逃。街道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巴勒斯坦人，怀孕的娜兹梅娅在滚滚人流中显得异常无助。一枚炸弹的气流把娜兹梅娅掀翻在地，她满脸苍白，呻吟着爬进路边的灌木丛。又一股气流席卷而来，奥马尔呱呱坠地。
    40年过去了，奥马尔已经有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不过他今天依然生活在Jalazon难民营里。奥马尔的第一声啼哭，就被无情地淹没在“六日战争”的炮火中；他其后的整个生命，竟也终究没有摆脱这场战争的阴影。对他来说，那场战争是如此漫长。

    改变中东心理版图的“六日”
    对以色列来说，40年的那场战争简直有如神助。刚开始几个小时，埃及空军就被摧毁殆尽。以色列军队迅速切开西奈半岛的埃及防线，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侧翼进攻约旦河西岸侯赛因国王的贝都因人部队。在132小时之内，以色列大败他的阿拉伯邻居们，其领土也整整扩大了三倍。以色列人经历着信仰上的升华，雄赳赳进入耶路撒冷，仿佛在履行着犹太人回到“圣城”的古老仪式。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六日战争”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地理版图，不如说改变了中东的心理版图。1967年的以色列建国不到20年，依然带着二战“大屠杀”和1948年阿以战争的伤痛。这场奇迹般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以色列人，他们从此相信，维持一定的武力威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沉浸在胜利愉悦中的犹太人也相信，在“应许之地”建国是上帝的旨意，从而开始了向被占领土的移民行动。
    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六日战争”让他们陷入无法回归故土的深深失望之中。这种失望加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他们从此脱离了松散的阿拉伯联盟，成为一支寻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力量。
    奥马尔就是一个典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40岁的他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手臂粗壮，眼神忧郁，现在在Jalazon经营着一家肉铺。奥马尔的父亲是1948年离开家乡拜特纳巴拉（Beit Nabala）的。那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二天，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展开第一次中东战争，大批巴勒斯坦人为躲避战争从以色列境内出逃，奥马尔的父亲也就在那时来到了约旦河西岸的Jalazon。
　　奥马尔肉铺的墙上，现在还挂着一张拜特纳巴拉的照片——他的父亲曾经在1973年偷偷回去过，不过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一些犹太人占去了。“这里已经没你什么事了，滚吧！”犹太人对他说。自那以后，奥马尔的父亲就也再没有回去过。
    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以为1967战争会是他们回家的机会，但那反而成了他们最大的失望。

    每一刻都在燃烧的愤怒
　　奥马尔的童年伴随着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兴起。“六日战争”后，巴勒斯坦人对阿拉伯国家夺回被占领土失去了信心。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在埃及受过教育的土木工程师身上，这个人就是阿拉法特，他的法塔赫组织在被占地展开武装袭击，后来转变为恐怖袭击。
像其他孩子一样，奥马尔从约旦和叙利亚的电视新闻中了解阿拉法特的动向，他们梦想着有一天阿拉法特会带领他们回到故土。
　　但是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们长期在海外流亡，和巴勒斯坦的现实缺乏联系。1987年，奥马尔和数千名青年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组织了自己的起义对抗以色列。那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压死了四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与以色列当局展开对抗。暴动的烈焰很快燃遍了包括Jalazon在内所有巴勒斯坦地区。
　　“那时我们在路上烧轮胎，扔石头。”奥马尔的朋友Ismaeen回忆说。身穿紧身T恤的Ismaeen眼睑厚重，眼神阴郁。因为扔石头和燃烧弹，他从15岁开始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待了五年。对当时很多巴勒斯坦的年轻人来说，以色列监狱里的监禁生活就是他们的成人仪式。奥马尔也在那里待过一年，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以来懊恼的事——在那里待的时间太短了。
　　从监狱出来后，奥马尔很快又卷入到暴力冲突中。一天，当他正在向一辆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他的手腕。而他身边的朋友前胸中弹，当场死亡。“死去的本来可能是我。”奥马尔若有所思地说。
　　奥马尔少年时代的英雄阿拉法特终于在1994年来到这里，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后第二年。这个协议顺应巴勒斯坦自从1967以来的国家认同感，确认巴勒斯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以更快地实现巴勒斯坦自主国家的建立。
但是无论对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奥斯陆协议》在其后的履行过程中意味着新的失望。以色列人依然加速在西岸建造犹太人定居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拉法特则暗中默许了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和集体愤怒，随着战后被占区域犹太人定居点的广泛建立而增强。现在约旦河西岸已经有25万以色列移民，在东耶路撒冷还有18.2万。Jalazon难民营的后山上就是Beit El犹太人定居点。如果我们暂时忽略四周的铁丝网、安检门和警戒塔，整齐排列的房子和花园显得静谧和惬意。
　　“我只知道犹太人占据了我们的村庄，把我们赶走。现在我们得看着他们住在山上，住在带有花园和游泳池的房子里。” 手臂上纹着一幅巴勒斯坦地图的Yousef指着山上说。
　　
    更加强硬的下一代
    对于阿拉法特，奥马尔感情矛盾。虽然他也听说过关于阿拉法特及其亲信贪污援助资金的传言，也认为阿拉法特对以色列让步太多，但他依然觉得阿拉法特是个英雄。
    在Jalazon难民营里，现在还有一个关于阿拉法特的博物馆，那里陈列着阿拉法特各个时期的照片。在Jalazon和其他难民营，一道深深的代沟现在横亘在巴勒斯坦人中间。奥马尔这老一辈人依然支持法塔赫，阿拉法特现在的继承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是巴勒斯坦温和派领导人，他反对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巴以矛盾。
　　而那些20多岁甚至更小的年轻一代，则支持好战的伊斯兰组织，比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些激进分子引爆了始自2000年的巴勒斯坦第二轮起义，自杀炸弹至今已经夺去了数百名以色列平民的生命。难民营里什么都缺，但最不缺的就是随时渴望殉难的年轻人。作为父亲，奥马尔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接受“自杀炸弹”致命却诱人的召唤。
　　在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路边的商店随处可见伊拉克袭击美军的DVD，广播中播放的是歌颂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Sheik Hassan Nasrallah）的音乐。“自杀炸弹”袭击者身前录下的遗言，则在当地新闻中播放。拉马拉的一位作家Raja Shehadeh说：“当失去了国家，你只能常去教堂。”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的巴勒斯坦人选择转向伊斯兰教的原因。
　　年轻时，奥马尔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然后转身跑；新一代的年轻人，则选择和他们的以色列敌人同归于尽。在奥马尔的肉铺，奥马尔指着屋外一个挥舞着塑料M-16步枪的男孩说：“今天的孩子们，他们比我们当年更粗暴、更强硬。”
　　像许多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奥马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正直和专注印象深刻。但是他怀疑，新的宗教性的抵抗运动是否会带来最后的和平。现在，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内部的争斗，让不少普通巴勒斯坦人陷入困惑。“古兰经说，如果你杀了你的兄弟，你将进入地狱，而我们现在就在干这个。”奥马尔对最近加沙地带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武装冲突感到愤怒，“在对付以色列人之前，我们应该先努力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现在奥马尔和犹太人有着生意上的往来，他从犹太人那里采购肉，也把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做自己的朋友。“他们生活在海法，去年夏天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袭击时我还挺担心他们。”他说，“我甚至告诉他们，应该待在我们这里！”让他的犹太密友到巴勒斯坦难民营来避难，奥马尔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对奥马尔来说，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其实没什么差别，大家都会对相同的笑话哈哈大笑。但不幸的是，他们都遭遇过巨大的灾难。犹太人经历过大屠杀，而巴勒斯坦人丧失了他们的土地。或许，正是各自难以磨灭的灾难记忆，让他们忽视了对方的悲剧。
　　“我们希望能和犹太人和平共处，”奥马尔说，“但是我们也想回到我们的家园。”一直到现在，虽然自己从来没去过父祖辈的家园拜特纳巴拉，但奥马尔还一直保留着父亲留下的一把生锈的钥匙，那是他们老房子的钥匙。这样锈迹斑斑的钥匙，许多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都还保留着。
　　那不是锈迹，那是未干的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