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当前必须解决法治与人治、政府与市场等关系

　　【《财经》网专稿/记者 朱长征】面对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方向决择，中国的社会经济学界和知识界精英，仍寄望于一项未竟的事业——建造起一座以法治为基石的市场经济体系大厦。同时，他们对改革动力的缺失表示了一定的担忧。
　　2008年1月12日，多位经济学家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改革攻坚，亟待解决法治建设进展缓慢等问题。

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国际间公认的事实，但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并未改变，中国面临经济深层结构内外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和腐败蔓延等多重挑战。
　　吴敬琏认为，旧体制留下的遗产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其表现为，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信贷、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增长速度是各级党政领导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速紧密相联，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由于政府行政力量很大，因而市场作用相对较小，行政定价与低价政策使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他认为，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他对依法治国提出十余年来法治建设的进展表示失望。同样不尽人意的还有社会保障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成思危以学者身份对此建言，在“改革进入到深化和攻坚的阶段”，需要处理好法治与人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表示，尽管依法治国的方略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还存在矛盾和问题”。
　　成思危提出，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等都已写入宪法，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但现在在这一方面“并没有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
　　经济学家茅于轼将法治问题、舆论监督、政府趋利化列为改革开放30年后仍待变革的三个方面。他特意强调，自由、平等是市场制度的基础。
　　吴敬琏称，法治不仅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离开了非人格化交易，离开了法治，就谈不上现代的市场经济。
　　他对此提出，改革开放仍须推进，要消除旧体制的遗产，消除行政的微观干预，打破垄断，建立法治基础上的规范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巨大成就并非绝无仅有
　　最近30年，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国民财富大量积聚，大规模减贫，个人的自由前所未有的扩大。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不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通过国际比较提出，中国的增长速度并非特例。
　　钱颖一称，将1978年的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1958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及1962年的韩国，放在同一起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
　　同时，促成中国快速发展的直接因素与东亚国家和地区也类似。钱颖一称，这包括宏观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及重视基础教育等。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追溯了中国百余年的对外交流历史后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中国30年的增长与整个世界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类似，区别在于达到同等水平中国所花的时间可能更短。他认为，技术革命、市场的扩大与金融技术，大大提升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

改革动力缺失之忧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称，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现在，在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之时，“我们确实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
　　周其仁称，进一步改革，扩大经济自由，仍可望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认为，随着不断的权利界定，中国在过去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制度和组织的成本，使个人、企业和国家发挥了活力。现在，如何对国家权利进行界定，使之循规蹈矩，需要作出回答。
　　钱颖一认为，展望未来30年，中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可能从低中等收入国跨过平均水平，达到高中等收入，有望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也从部分开放到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但他对停滞和倒退的迹象表示忧虑，对进一步改革动力的缺失表示忧虑。
　　对于改革进程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吴敬琏提出，要防止思想的“返祖现象”，试图退回到以前。
　　“分化改革的阻力，保持开放，顺应国际潮流。”茅于轼提出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