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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年08月12日
    周俊生/文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公权力界限模糊不清已成公害,有些不必涉足的行业,公权力牢牢把握着管控之门,限制行业发展和公民自由活动,滋生腐败,记者证演变为特权证就是典型例子。而有些本应由公权力认真把守的领域,却又随意放权,以致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因此,厘清公权力的界限,是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当务之急
     
  • 2010年08月12日
    陶短房/文
    通缉记者事件已成全国性、公众性事件,对这类事件,公众有理所当然的知情权,有权要求合适的部门介入,对事情来龙去脉做负责任的调查;凯恩公司的问题,遂昌县警方的问题,仇子明报道真实性的问题,都应该彻查,拿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并让违法者担负应有的责任
     
  • 2010年08月12日
    李泓冰/文
    遂昌公安当初作出这一决定时,并没有特别深思熟虑,也没有预料到它传播如此迅速,会掀起滔天的舆论巨浪;动用公权力充当某个利益集团的打手,“收拾”和摆平个把不听话的家伙,对他们来说驾轻就熟,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根本无需走法律程序,无需瞻前顾后
     
  • 2010年08月12日
    何三畏/文
    中国记者的危险之一,正是来自滥施公权。新闻往往与地方政府、商业机构以及不法分子利用和贿买相伴相生;新闻记者跟所有人一样承受着时代转型的痛苦,付出必要的代价。但新闻记者的安全需要新闻法治化来保护,正如所有人的安全需要法治来保护一样。
     
  • 2010年08月12日
    田德政/文
    作为警方,首先应该感谢记者而不是通缉记者,因为正是记者的艰辛采访,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的侦破线索。警方首要的任务是,调查凯恩股份的那些违法事实是否存在。而现在警方却本末倒置;当地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到了模糊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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