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担纲交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军阀割据，政局混乱，受军阀控制较深的交通银行也是多事之秋。正是在这风口浪尖上，为钱新之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
    交通银行原是清政府邮传部创设的官商合办银行，辛亥革命后落入北洋统治集团中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手中。梁出任交行总理，使交行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钱袋子，银行为财政垫款急剧增加，纸币超量发行，导致发生挤兑风潮及北京政府发出停兑令。袁世凯死后，梁士诒作为帝制复辟的要犯遭到通缉而逃亡，才有了曹汝霖出任交行总理、重新打开交行局面的举动。1918年，北京政府取消对梁士诒的通缉令，梁又成为交行的董事长，曹仍为总理。随着北京政府军政开支不断增加，中、交两行的财政垫款也持续上升，被迫大量发行纸币应对。1921年下半年，交行全部纸币的发行额达4069万元，现银准备仅有515万元；京津两地分行的发行额为1053万元，而现银准备仅剩40万元。市面人心惶惶，11月16日京津地区再次发生挤兑风潮，来势凶猛，两天兑出百余万元。京津中、交银行不得不暂停兑现。中行在向各兄弟行商调现款后，于12月1日恢复兑现，交行因现银筹措无着，无法开兑，梁士诒向奉系军阀张作霖商借400万元，才于1922年1月7日恢复兑现。同年4月26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败退，总统徐世昌以直奉开战罪在梁士诒等人，下令即行褫职逮捕，梁被迫再次逃亡日本。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被免交通总长职，其交行总理一职也已闲置。交通银行出现高层人事悬空和业务管理混乱的严重局面。
    在交行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中国银行的一些上层人物却很兴奋，他们原对中、交两行并列国家银行素有不满，此时交行的状况使中行有了合并交行的特殊机遇。于是，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发动交行北方股东，动议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两行合并问题，并致电他的好朋友钱新之北上磋商。
    由于交行上海分行在钱新之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发展前途颇为可观，钱与交行江浙股东交换意见，一致反对中交两行合并。钱新之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他问鼎交行总行领导权的一个极为难得的机遇，他抱定抵制中交两行合并的决心。但他也认识到，张嘉璈在1916年抗拒北京政府停兑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金融界颇有影响；相当一部分北方籍的交行股东与张嘉璈及中国银行有一定联系；张本人自1917年升任中行副总裁后，与主管银行业的北京政府财政部有较深的关系；更何况在控制交行的交通系失势之时，要对抗中交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此，钱新之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首先，钱新之在征得江浙股东支持的基础上，以江浙股东名义分电各地交行征询意见，统一反对合并的思想。接着，1922年5月18日在上海成立交通银行股东联合会，推德高望重的张謇出任联合会会长。会议一致通过交行不与中行合并的决议，并由张出面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申明交行不与中行合并的理由。再由股东联合会提出改组交行董事会，敦请张謇出任交行总理。完成各项手续后，钱新之等人赶赴京津等地，分访与交行有关各方，陈述两行合并之弊、不合并之利，以取得社会支持。
    周密的计划和卓有成效的活动，使钱新之达到了预期目的，中、交两行合并之议终告了结。同年6月，交通银行在北京召开股东会议，选出了新一届董事会，张謇被推为总理，钱新之由沪行经理升任总行协理。张謇在国内实业界声望甚高，但对银行业务知之甚少，遂一再声明，愿意挂名担任交行总理，所有交行内部事务均请钱新之主持。钱则与张謇商定，请张出山主要是为了应付政治环境，张可以不去北京视事。钱新之终于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整个交通银行的实权。
    钱新之接手的交通银行，并不是个香饽饽。当时交行发行准备金中的现银仅有357万元，尚不及钞票发行额的15%，而一般银行发行准备金中的现银须占60%左右。这严重制约了交行发行业务的开展，钱新之上任时，该行钞票发行额比上年下降了近一半。另一方面，交行积欠债务达2400万元，其中到期应付的票据数额庞大，无力清偿，加之交行放款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而北京政府财政匮乏，无力归还。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难免再次发生挤兑风潮。
    面对严峻局面，钱新之胸有成竹，他深知“非改信更张，不足以巩行基”。上台伊始，钱新之即以一个改革家的胆略，对交行实行以“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为核心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针对以往交行的货币发行业务与一般营业混在一起，发行准备黑箱操作，政府机关向交行借款，交行往往增发纸币弥补这一弊端，钱新之将发行业务从其它业务中独立出来，将交行在全国的分支划为上海、天津、汉口、奉天（即沈阳）、哈尔滨五区，每区设一个发行总库，直属于总管理处，专门办理发行业务。各区内分支行需用钞票时均向就近总库领取，但须缴六成现银、四成有价证券（以面额五成折合）。同时，按期公布发行准备情况，让公众监督，以取信于社会。
    改革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完善放款制度，清理各类旧欠。过去，交行因人事更迭频繁，事过境迁，许多放款凭证不全，成了糊涂帐，而且放款“手续异常疏忽”，导致放款拖欠，甚至因借款人破产而收不回放款。钱新之将他在上海分行实行的一系列严密管理制度在整个交行内推广实施，特别是完善抵押放款手续，规定贷款须有可靠的抵押品。他还特设政府欠款处，清理和催讨政府机关欠款，逐笔从放款帐目中剔出，列入专册。然后，根据欠款的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的方法催讨。在催讨旧款的同时，钱新之亦设法及早归还交行本身的对外欠款。1923—1924年间，交行偿还以前积欠的各项债务达363万元，大大改善了对外信誉。
    在努力开拓交行业务的同时，钱新之还十分注重对交行下属分支机构的整顿，他果断地将业务长期亏损的新加坡、香港和重庆分行停业整顿，并将交行在全国各地设立的60余处分支行减为39个，其中仅剩下7个分行，其余均为支行及汇兑所，收到了良好效果。
    经过钱新之的努力，交通银行的经营状况大为改观。至1925年1月底，交行钞票发行额高达4528万元，起过了该行的最高历史纪录，比1922年6月增加了近一倍。全行业务开支从1921年的256万元减少到了1924年的186万元，减少了近30%。1921—1922年间，交行连续亏损累计高达720万元，而在钱新之主政后的1923年和1924年则分别盈利200万元。在讨论盈余分配方案时，有人主张多分股息以弥补股东前两年的亏损，钱新之从交行长远业务需要出发，坚持首先用盈余归还以往欠款，为交行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失败，前已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担任北京执政府首脑，流亡日本的梁士诒于次年1月重返北京，主持财政善后委员会。梁要钱新之交出交行实权，当时张謇与钱新之在交行的四年任期尚未届满，梁利用其在交通系和交通银行内的影响力，操纵股东会强行改选。钱新之不得不在5月间愤而离职，离开他苦心经营数年的交通银行。
    但钱新之毕竟与交行有缘，三年后，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于1928年11月改选交行董事会，钱新之重返交行并当选常务董事，并从1938年起担任交行董事长，直到1949年。钱新之在交通银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