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样的土地制度，为国家和城市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从土地出让金到压低土地价格，为工业化和地产开发形成财富积累。钱没有回到农民手里。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详细】
政府征收农民土地的依据只有城市规划，只要列入城市规划，政府就要动用行政权力征收农村土地 。但宪法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农民土地，并给予补偿。 这样两者就出现了矛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征地就属于违法。【详细】
今后在改革中，必须大力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和房屋。根据有关机构调查，2002年劳动人民人均财产总额净值里面，土地价格占到37%，房子价格占到43%。因此，“我们要真正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必须逐步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让2.7亿亩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并且在符合规模的前提之下，尽快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 【详细】
中国未来应该积极探索城市化多种模式，农民才应该是城市化的主体。同时，要解决农民工的适龄化问题，从“半城市化”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化。此外，要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放在推进城市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措施来推进。与此同时，要均衡地发展医疗、教育、体育等各项事业，改变城乡产品供给不平等的状况。 【详细】
2007年6月，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详细】
成都探索到一条全面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之路。【详细】
例如确空权、耕保基金节外生枝、农地改革遭遇法律瓶颈等问题。【详细】
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方式。【详细】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无论从总体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上看，都是非常惊人的。2000－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36.2%提高到47.5%，总计增长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总量由4.6亿提高到6.3亿，净增加了1.7亿。但是，过去城镇化快速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低成本模式在新时期是难以为继的，未来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资源的成本都会上升，因而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考虑在未来十年里如何推进城镇化。【详细】
中国人均国土面积仅有7200平方米，而扣除高山高原后的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60平方米，远低于美国的人均12500平方米和欧洲的人均8400平方米。这种人多地少，耕地面积有限，特别是平原面积有限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将低密度化和分散化的经济、工业布局纠正过来。【详细】
目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重视，具体包括：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速度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水平也较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占用的资源多，发展速度较快，而中小城市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不能充分地分享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增值收益；农业现代化的速度赶不上城镇化发展的速度等。【详细】
城镇化都需要土地，而目前所有土地的运作现在都是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下操作的。我们之前有过一条21亿亩的红线，但最终没有保住，这个保不住是失败还是成功呢？一般人认为是失败，我觉得恰好是一个成功，因为我们节约了耕地，搞了城镇化。我觉得18亿亩红线的规定需要松动一点。 【详细】
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详细】
第一个启发就是充分认识和利用土地级差收益这个规律。【详细】
成都是在推动个人自由，推动阻碍市场经济的旧制度的废除。【详细】
让农民直接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详细】
在“十二五”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一定要把人口城镇化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来。此外，城市化的推进速度、规模和水平还必须和地方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农民工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不仅取决于各类城市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就业机会，还取决于农民工是否有地方住，是否能享受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而这些除了和企业、个人有关外，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承载能力。【详细】
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表现为土地的城市化和物质形态的城市化，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当中。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下一步推进城市化的首要任务，但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首先要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于暂时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着力改善他们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加强对他们权益的保护。【详细】
虽然城市不可能一下子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按照现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标准提供公共服务，但却可以按照渐进式改革的思路逐步地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面，可以探索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提供差别化的、与其实际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然后再逐步提高标准，扩大覆盖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比如说，可以在常住人口概念的基础上，首先提供包括子女教育、社保等最基本的，要求最为迫切的公共服务，然后再逐步完善。【详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意味着要把优质资源配置相对均衡。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我们讲这个配置资源，往往关注数量，而优质资源的配置是严重地不协调。往往很多资源是集中到大城市、沿海地区，或是省会城市。其他的地方尽管数量可能有，但是质量得不到保证。【详细】
当前的关键是要加快人口定居的速度。要提高人口城镇化，就要一一剪断和户籍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的准入条件。我们现在对待人口城镇化的办法非常简单，要么就给你户籍，要么没有，这就使得农民工不能很好地转化为城市的人口，加上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城市待遇都加到每一个新进城的人头上。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是简单地给一个户口或者不给一个户口。实际上应该是把联系在户籍上的一系列的、不应该附加在上面的条件一一消除。我们过去的城市化的步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取得的成功经验。【详细】
如何落实涉及千万人的户籍改革和城市化进程？钱从哪里来。【详细】
在十年间，将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户籍，重庆要实现此宏伟计划。 【详细】
如何提高地票各环节透明度，真正让农民获益？【详细】
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面临许多未知数。【详细】
重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详细】
推进城镇化首先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行不悖的原则，要合理地找准城市主体功能，逐步疏散部分其他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中小城市发展不足。这和各地过度追求GDP，以及按城市和行政区域统计GDP、财政收入的增长等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大城市处于强势地位，使中小城市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详细】
今天经济发展到目前的水平，大城市的有一些产业由于种种因素面临着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所以现在产业的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再付诸有利的政策的引导，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是完全可能而且现实的。【详细】
以前可能在中国有过这样的现象，住在大城市的人总是抱怨，大城市生活质量比不上小城市。今天这样的情况很少了，很少有小城市的城市生活质量真的超过大城市。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小城镇的生活质量下降？而我们的城镇化过程当中，农民他们当中最主要往城市里面移的农民也就是农民工，毫无疑问他们往城市移动，对他们来说城市的吸引力和城市的规模是呈正比的，城市越大越想去，越小越不想去。【详细】
历史表明，各国城市的发展都是大量人口从密度低的地方不断向密度高的地方集中的结果。因此，国民经济的生产布局要顺应资源集聚的经济规律，不要怕密度，怕集中，要学会试着去管理集中。可以先集中生产，增加社会总财富，然后再把集中所产生出来的财富在整个国土面积上，在城乡之间更好地分配，从而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状况。【详细】
中央要坚决扼制住城市“摊大饼”的低密度发展倾向，尽可能地发展出密度更高的城市，可以适当扩大某些有前途的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划，使其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大的范围。伍江认为，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特定国情下，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的效率，必须遵循高密度开发战略。杨伟民也强调，要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要提高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详细】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极限来制订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既然方针定下来是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我们相关的土地政策就是根据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的用地的极限来考虑的。否则随着GDP的增长，你的用地不断增加，再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种消耗，而且也不符合用地规律，因此这样的规划可以满足当前的城镇化发展的需要，留足充分地余地。【详细】
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尝试，让农民直接分享城市化的土地增值收益。【详细】
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应是无条件，只要是中国公民应当有迁徙自由。【详细】
当前的中国，没有什么比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更重要。【详细】
城镇化需要一个更加明确顶层战略设计，更需要一个结构大转型。【详细】
在掠夺式的征收体制下，土地一再成为农民弱势地位的象征。【详细】
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中乱象是规范的对象，而不是因噎废食理由。【详细】
不能仅仅依靠少数政府机关配置空间资源，要进一步清楚地界定空间资源的权利，建立多层次的微观权利结构和利益主体，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促进资源的更有效利用。然后，要组织新的市场秩序促进空间资源的流转。同时，在资源转让的过程中，政府要妥善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基本保障问题，要为农村宅基地或承包地的处理提供一个可以长久依托的机制。可以探索在确权的基础上由农民交易、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抽税的用地模式，逐步缩减征地规模。【详细】
要在规划中要设定城市发展的“扩展边界”，此边界不可逾越，并且要与城市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交通规划相衔接。城市在规划中可以设立允许建设的弹性区域，当城市的发展实际已经超过了既有界限时，可以通过复垦减少农村的建设用地，在允许建设区内搞建设，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吸纳农民进城，但这些活动仍然要严格地控制在城市的扩展边界以内。【详细】
《物权法》规定部分不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但是谁是集体？谁是成员？谁有资格。我们看到的成员和集体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本身是矛盾的，这是在目前所有产权改革界定中最大的问题。【详细】
“治安高危人员”清理事件，暴露中国城市治理歧路。【详细】
北京清理地下空间，提升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业态准入标准。【详细】
现行土地与财政政策，仍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主要障碍 。【详细】
成都市的城乡规划还有两个特色：一是给每个乡镇配备一名乡村规划师，从专业角度为乡镇政府履行规划职能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二是按照人口和产业发展的需求，设定合理规模的规划刚性区和弹性区，刚性区满足5—10年的发展，弹性区留足长远，刚性区放建设用地，弹性区放一般农田。【详细】
在尊重农民自愿方面，要坚持让农民自己写申请来表达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并自愿拆房复垦土地的意愿；要经过村委员决议；还要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表决，只有95%同意且剩余5%也未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成为试点。【详细】
郑各庄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提出了确权、确利、保收益的土地流转经营机制。建议国家放开农村建设用地的市场，与国有土地获得平等的权利，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上市转让，给农民的资产证明甩掉小产权的帽子。【详细】
中国的大城市不可能将自己的边界封闭起来。【详细】
靠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获得有保障生活是公元600年中世纪的做法。【详细】
政府应逐渐退出非公益用地的征收，改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