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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思想启蒙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8月18日 11:52
纪念邓小平8•18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系列谈之一——专访陈小鲁

  【《财经》记者马国川】

  “当时把各方面力量都综合起来了”

  《财经》: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今年正值这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件发表三十周年。您是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局局长,八十年代末您曾经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对邓小平这篇讲话看法。

  陈小鲁:邓的讲话,代表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反思。因为这个讲话是经过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央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些领导人首当其冲。痛定思痛,大家认识到原有的体制弊端必须改革。在此之前,民间已经开始对体制进行反思。1976年“四五运动”以后,社会思想非常活跃,改革几乎成为共识,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出现了“会内会外结合”的说法。当时有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希望走得更远。于是邓小平提出了“四个坚持”,要求团结一心搞四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财经》:为什么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9月的几次讲话里都提出,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陈小鲁:经济工作应该是政府的工作,党委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方面就会打架,就形成了多头领导,那时书记、省长闹矛盾时有发生。改革开放的前些年,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比较顺利,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党政关系不理顺,党政老是打架。在邓看来,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需要调整生产关系。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党政分开,划分事权,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邓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闯关”,有点“抓改革促生产”的味道。当然,邓是有现代思维的,他看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这么复杂,不可能都由党来管,要把党管不了的、管不好的交给行政部门,交给社会,甚至交给民众、民间团体、民族自治。

  《财经》:正是在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背景下,1986年10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

  陈小鲁:当时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政改办,做具体研究工作,向中央研讨小组报告。从中央机关等处抽调了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参加政改办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积极开展研究讨论,邀请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思想比较活跃,有一些文章很尖锐。我们还到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访问,参考它们的改革经验。除政改办外,有关党政机构还成立了7个专题研究组,分别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进行独立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建立了7个同样专题的研究组。这些研究小组经常交流,其研究成果由政改办汇总,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报告。八十年代中期,不仅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界也在讨论和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成立半年,政改办就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邀集了体制内外大量专家教授、志士仁人广泛参与。当时把各方面力量都综合起来了。最后出了一个成品,就是1987年10月份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章。它和邓1980年的讲话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财经》:十三大以后,还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陈小鲁: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是在政改办的基础上成立的,下设几个部门,我担任社会局局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宣传十三大报告,仅此而已。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研究室撤消了。虽然“六四”风波后,邓小平也曾强调“十三大报告一字不改!”但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不提了。

  “以前是意识形态争论,现在是现实利益之争”

  《财经》:在当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阻力是什么?

  陈小鲁:我们党和国家的这套领导制度,非常庞大非常严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八十年代利益冲突还不明显,当年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就是说对改革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集中在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

  《财经》:1989年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但是邓小平强调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动”。但是在一些人士看来,十三大报告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陈小鲁:其实,十三大报告本身并没有非常具体的东西,都是些大的原则。当然,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有些动作,比如撤销中央部委的党组、村民自治选举等。还有十三大强调的对话,现在演变为各种听证会。一些具体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例如,是厂长负责制还是党委负责制?也解决了。过去是党政分开,现在厂长全是党委书记,党政合一了。

  《财经》:但是,办公室邓的讲话还是十三大报告,强调的都是“党政分开”。可是后来呢,省(市)委书记都兼任了人大主任,更趋合一了。

  陈小鲁:当年我们比较赞同书记兼省(市)长,因为行政必须是一个人说了算。关键问题不再这里,关键在于怎么产生、怎么监督、怎么问责行政官员?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财经》:这不是一个领导体制的问题,而是比领导体制更高的政治制度问题。

  陈小鲁:如何让国民能够通过选举领导人来参与国家的重大事情决策,通过选举民意代表来监督领导人。像三权分立、两党制、结社自由、新闻监督、普选制等,都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1989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为市场经济正名之后,大家忙于发财,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消沉下去了。新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新理念,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明显,但也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贪腐盛行,群体事件增加等社会问题,思想界又活跃起来了。

  《财经》:这种活跃也有现实社会背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了。

  陈小鲁:以前是意识形态争论,现在是现实利益问题。中国发展速度世界最快,经济总量快超过日本了。中国共产党权力从哪里来?最初是枪杆子选出来的。但是建国后那么多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历史浩劫,让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所以搞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GDP上来了,相当大多数的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依我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到现在,能够渡过“六四”风波,表面上靠军队、政权,实质上靠经济绩效,靠对社会的领导和整合能力。就是因为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了成功,蛋糕做大了,多数国民确实富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打破了 “只有民主社会才能发展市场经济”的西方定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富裕。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还比较成功。当然,这种成功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两极分化,分配不均,腐败蔓延,污染严重。所以,现在有人批评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

  “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

  《财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过近2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越来越大。您如何评价现在的政治体制?

  陈小鲁:中国既有封建传统,也有革命战争的传统(就是军事传统),再加上苏联传统,这三个传统形成了现在的政治体制的格局。我认为这种体制既有缺点也有优势,而且我们也有发明创造,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国家支持市场经济,在国家综合实力,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原有体制不断延续,得以强化。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政治体制的功能就是管理和整合社会,而不是使社会分裂、冲突。像索马里那样海盗横行肆无忌惮,属于失败的国家。当然,不同的管理整合社会模式,也有优劣之分。以什么区分呢?主要是国民的幸福感、满足感,这与经济发展由一定的关联。我的基本判断是,现在的体制,管理和整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目前为止还有能力控制局面,不是失败国家。在现行体制之下,国民生活水平还能改善,经济还能得到发展,政治还能做适度改善。从总体来讲,党内主流的判断是,整个形势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一看法与社会体验有差距,而且差距在扩大。老百姓意见纷纭,但多数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个局面和东欧崩溃之前是不一样的。

  《财经》:我们注意到,现在工人维权、农民维权,群情性事件越来越多。

  陈小鲁:现在的群体事件不是全国性的,甚至不是一个省,最多是一个县一个市,而且政治性不明显。当然要居安思危,要考虑出现全国性事件怎么办?改革往往要有压力。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文革后党内外的思变要求,形成共识。后来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感受到经济体制改革阻力非常大,但是党内主流思想对此并未形成共识,而部分社会力量,如大学生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突破了党内主流思想的政治底线,包括邓本人的底线,就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十三大的政改蓝图就束之高阁了。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执政党主导下的改革,这取决于执政党主流思想的判断。执政党的判断与社会主流的体验比较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就比较顺利,否则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变革。如前苏联那样,改革由上面发起,却被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所抛弃。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发展轨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渐进的,就像经济改革,每天看似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几年以后成果出来了;一种是激进的,就是像前苏联和东欧,很短时间就出现不能掌控地颠覆性结果。我个人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走渐进的道路,即使到了矛盾尖锐的时候,希望执政党内主流思想会变化,会顺应社会的要求,提出解决方案,继续主导改革,以避免颠覆性的结果。

  《财经》:90年代初期,邓小平和弟弟邓肯说,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些学者担心,现在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陈小鲁:如果执政党主流思想固步自封,不考虑社会的政治要求,就可能造成民变。从现在来看,我国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很简单,国家有钱,社会相对稳定,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和整合是有效的,表面上还不错。当然,我不是说,可以永远这么下去。一方面是现行体制本身固有的顽疾在强化,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人们可以接触世界各类思想理论,不同的思想互相碰撞,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震动。对于现行体制群众的容忍度在下降,必然带来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即使选择镇压,镇压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因为它要占用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是思想启蒙”

  《财经》:看来,您也是同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陈小鲁:当然同意,我一贯主张渐进式改革,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当前社会思想活跃,议论丛生,是好事。我主张促进执政党主流思想与社会各阶层政治要求之间的交流、理解和接近,以达成共识,走执政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避免社会动荡和颠覆性的结果,比如要允许党内外有不同的声音,不论是左还是右,维权组织和NGO组织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要建立对话机制,等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需要时间、耐心和脚踏实地地努力。就目前来说,我们能做,而必须做的是思想启蒙。中国缺乏思想启蒙,俄罗斯从托尔斯泰时期就开始启蒙了,所以苏联解体没有流血,后来转型比较平稳。整个欧洲启蒙时间更长,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深植于民众中的。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寄希望于国民,国际歌不是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吗?我们国民中希望有“好皇帝” 有“清官”的思想还很浓厚,忍耐能力特别强,但是别忘了一句古话“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思想启蒙的目的是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不是顺民,也不是暴民,是有理想,有担当,有爱心的公民,是能够自立参政,自主维权,自律守法的公民。公民意识的培养要从孩子着手。现在学校教育过于实用主义,高考挂帅,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小孩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如果从小就是官迷或者钱奴,怎么得了?!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未来中国领导人就是从他们中间诞生呀!。所以我认为应该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启蒙,学校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讲道德、讲操守,讲法律。这样我们的国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意志,有自律的精神,就能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少付出些代价。一句话不改变国民的思想,就难以顺利地构建起良好的政治体制,国家也难于长治久安。中国要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不说超越西方文明,至少是一个能够和它们相媲美的东方民主社会。

  《财经》:所谓“东方式的民主社会”,这个命题靠得住吗?

  陈小鲁:各国都不一样,起码是中国式的民主社会吧。要有真正的选举机制、真正的监督机制、真正的问责机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具体用什么形式来实现呢?可以探索。孙中山设计五院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五权分立,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理念,现代政府需要监督。

  《财经》:您还是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有共同性的。

  陈小鲁:普世价值当然有的,联合国宪章提到“全体人类之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尊重”,“全体人类之人权和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尊守”,一百多个国家接受这个宪章,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这难道不是普世价值?难道中国政府签字不算数?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别的国家宪法的规定多有相同之处,这也是普世价值的证明。国民参政,主权在民,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恐怕现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如果没有普世原则,我们跟外国人没法坐在一起。中国应该是坚持和落实这些普世价值的典范,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这是中国的义务和使命。而且只有遵照普世价值行事,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赞扬和尊重,汶川地震就是一例。因此宣传普世价值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

(主管编辑 苏琦  网络编辑 张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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