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发生职工跳楼事件的富士康，6月1日刚大幅调升员工薪资30%，6月6日又宣布旗下富士康科技集团位于深圳的工厂，若是新进作业员通过三个月试用期，其月薪将由1200元人民币大幅上调至2000人民币，调薪幅度逾66%。看来，因被千夫所指而搞得焦头烂额的巨型企业，要痛下决心来花钱买平安了。似乎受到富士康加薪的启发，北京市近日宣布从7月1日起把最低工资上调20%至960元。在这之前，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东已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预计年内还会有20个省份出台工资调整政策。一股多年难见的“加薪潮”，正在神州大地卷起。

　　相对于任何好消息，都不会比增加薪水更令老百姓欢欣鼓舞。尽管普遍只有10%—20%的涨幅，但对于消费上锱铢必较的低收入阶层来讲，意味着饭桌、衣着上的改善，意味着生活压力上有所缓解。于是，人们将各省市相继推出的加薪措施，解读为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诺言的兑现；诠释为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把收入分配改革列入工作重点后见到的成效。毫无疑问，这样的解读与诠释是正确的。但是，从春节以后全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暴力与恶性事件来看，政府密集出台加薪政策的动力恐怕来自越来越严峻的“维稳”压力。就像富士康一样，不狠心“放血”不行了。

　　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民怨特别大、牢骚特别多，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的“三特别”状况。究其根源，贫富的两极分化肯定是主因。基尼系数的濒临危险红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续22年下降、1/4工人5年未加工资等等调研结果与数字的披露，无不证明着这个判断。因此，适当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就成为各级政府花钱买平安的良方。但是，当今低收入阶层真的贫困到要拿刀子到学校杀小孩，端着冲锋枪去法院扫射，举着汽油瓶自焚，接二连三从高楼跳下来的程度吗？很显然，这样的铤而走险，自绝人世，并不完全是生活所迫，而是由于社会严重不公导致的灵魂扭曲。

　　在诸多的不公平中，分配不公、权利不公、司法不公是最集中的表现。就拿分配不公来讲，尽管我国基尼系数已近危机临界点，但如果富人的收入均来自于艰苦奋斗、诚实劳动，也不会引发民众的怨气。可情况恰恰相反，许多高收入者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他们凭此而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理应引发广大劳工的怨气与愤懑，由此播下“仇官”、“仇富”的种子。如果简单地认为给点加薪“糖豆”就能缓解或者平息百姓心中的怨气，未必也太天真了。如今贫富差距已经往百倍上冲刺，得拿多少钱来填平这个巨大的沟壑。

　　当然，加薪的钱虽不多，增加总比不加好。如果政府真得是花钱买平安，倒也值得称道。可在颁布的政策中，掏钱主体似不明朗。作为这一轮“加薪潮”的主导者，政府只颁布政策，并没有明确由政府埋单。按过去的做法，基本上是政府“请客”企业埋单。这样的政策，对于本来已经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并不涉及。绝大部分低收入的劳动者供职于劳动密集型的竞争性行业、中小民营企业，利润原本就十分微薄，许多企业利润率在3%—5%。现在让他们将职工工资提高10%以上，很可能就被政策压垮。这次面对富士康的加薪，深圳许多企业就明确表态不会跟进。如果在执行加薪政策中，有的企业因承担能力问题顶着不加，有的因为不堪成本加重而倒闭，政府不仅好事没做成，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又造成新的不公，激起新的民怨。这样的结果，则事与愿违了。■

　　李而亮为《中国产经新闻》特约评论员，本文转自《中国产经新闻》

　　（网络编辑 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