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4月12日 10:53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今日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的社稷体制

  所有社会体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单元的形态塑造社会组织和社会伦理的形态,社会组织和社会伦理的形态塑造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塑造社会秩序的状态。

  经过六十年的磨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初露端倪,可概括为“社稷体制”,由四个支柱构成: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第一,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

  第二,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 “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

  第三,(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

  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乡村和城市社区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间的利益。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笔者称此立体网格为“社稷”。

  立体网格社会的特征包括:社会结构主要不是纵向的分层,不分为“高、中、低”三类财富阶层,而是分为平等的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大体重合,呈现立体网格的形态,在基层彼此嵌入;立体网格开放并有弹性。开放性指的是家庭在社会网格间自由流动,“良禽择木而栖”,渠道相当通畅。弹性指的是行政网格约束混乱,保障秩序的能力。

  第四,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流行“契约”观念。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责任”的伦理准则就渗透了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这个准则延伸为政治观念就是“民本主义”。

  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之“责”;家庭成员要尽忠孝之“责”,齐心协力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

  家庭伦理是中国社会的精神纽带,也是华人世界如十字架般沉重的精神寄托。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

  社区和单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构成,家庭伦理观就渗入社会组织的逻辑。又因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家庭伦理观也渗入行政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在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相互嵌入的结合部——基层政权。故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颇类“政教合一”。伦理的中国缺少西方的契约法律传统,在中国奉行法条主义是食洋不化,会激起民变。

  在西方,契约观要求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在中国,家庭伦理观淡化公私,视社会为一圈圈向外放射的“家”。核心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单位是“公家”,公家之上还有“国家”。小家、大家、公家、国家,利益相符,观念相通,公私难以区隔。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但其全部“宏伟目标”却是“私”,是帮助全国人民的家庭收入达到“小康”,近期则是“农民家庭平均收入翻一番”。反之,小家也依托国家。“卫国”就是“保家”,就是“光宗耀祖”,就有“杨家将”,“岳家军”为国家分忧。

  既然都是家,社区和单位提供的福祉、亲和力、安宁就成为评判“好”与“差”的标准。既然都是家,越大越远的家,承担的义务就越少,政府对个体家庭生老病死等直接福祉负的责任也就越小。既然都是家,政府就应鼓励“父母官”爱民如子,还要明文低税,限制官吏数量,使民休养生息。既然都是“家”,税费并举并无道德问题,就没有西方“无法不税”否则违法的观念;更没有“纳税人权利”隐含的多纳税多权利,少纳税少权利,不纳税没权利的契约逻辑陷阱。

  中华社会最高的理想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理想明显衍生于家庭伦理。较之宗教观、契约观,较之人造的意识形态,家庭伦理要自然和牢固得多。

  反对迷信西方教条

  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有学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面临溃败;既然中国将失败,总结中国模式就没有意义。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

  还有学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更有学人认为,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潘维为北京大学教授,此文据《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书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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