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成就？但为什么人们又感觉危机四伏？

　　一些学人认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就乃属子虚乌有，而解决危机之道在于“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在不过六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古老独特的文明以强劲的势头复兴，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世界重新审视此前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中国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一个“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世间没有完美的政府，更没有完美的模式。然而，善于总结概括自己发展经验的国家才有“梦想”、有希望、有方向。肯定中国的进步，发现中国进步的“法宝”，并指出眼下危机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就“民主、宪政”俩抽象名词）包医世界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发展之道，给出让各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先是“破”，打破对一个国际性霸权话语系统的迷信，挑战新蒙昧主义；后是“立”，确立国人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不同发展道路体现了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王绍光教授在评论本文时提出了下述思想：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responsibility）思想延续至今。因此，“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差异。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权利本位强调个人享有其他个人不得侵犯的“权利”。而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

　　权利本位强调“分”、责任本位强调“和”。基于特殊的历史基础，西方有“两分”概念。基于特殊的历史基础，中国有“和谐”概念。而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责任本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逻辑起点，促使政府为民之福祉协调国有与民有。

　　在笔者看来，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是中国模式的主干。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与己体制不同，却直追自己的成就，西方政坛和舆论领袖的忿忿是可以预料的。“传教文明”与“取经文明”不同，控制欲超强，总企图把自己的体制强加给适应或不适应其体制的种种其他文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缺少对自己“出色”体制文明的自觉，盲从西方高压下的“教诲”，盲从“两分”教条，会丧失人民性，把我国带入官民脱离的陷阱，导致资本至上，行政支出暴增，赋税日重，贪污腐败，沦落为“普通的”欠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是个综合体系。庞大的中华民族用六十年时间制造出的世界奇迹恐怕不能用偶然幸运来解释。

　　解释经济怎么能脱离政治？解释政治怎么能脱离社会？世上不存在缺少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也不存在缺少社会体制的政治体制。

　　拿西方教条来判断中国，就有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可是，一个“滞后”和“落后”的政体怎么居然让中国顶住了外部军事、政治、经济的巨大压力，获得了六十年复兴之路的辉煌？当今常有学人反复预言：中国政体不适合中国经济体制，不改政体中国就要崩溃。可六十年了中国还没崩溃，反而取得了让“友邦惊诧”的巨大成就。这又说明什么？为什么还哭着喊着要拿西方教条改造中国政体，难不成非要让自己的“天倾”之忧成真？

　　在笔者看来，政治体制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由深层的社稷体制而来，催生了表层的国民经济，反过来也保障“社稷体制”，故为“关键层”。

　　国民、民本、社稷“三位一体”的中华体制，由三大类共十二个支柱组成。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