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中国模式现在是否存在问题，未来又会如何。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存在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现在已经显现出来。第一，贤能体制有威权的一面，使得大家容易认为中国模式主要就是威权，实际上它的内涵比威权多得多。第二，务实主义导致原则的丧失。讲求有效的制度是对的，但是我们往往缺乏原则。比方说户口问题，我听到最多的说法是“农民要城市户口可以，但是要把土地交出来”。我觉得这就缺乏原则，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写入了宪法，那为什么变成城里人后就该把土地交出去？城里人已经得到那么多，是不是也应该把所得交出去才能换来城市户口呢？

　　中国模式导致经济运行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二是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过高。中国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政府占总支出的40-50%，而政府收入占GDP的24%。政府把将近一半的钱花在投资上，这在别国是从来没有的。第二高的是新加坡也只有25%。好的方面是我们的政府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着想，把资源投到基础设施、投到生产上，但是坏的方面也在慢慢体现出来。其中影响之一就是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

　　经济结构失衡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下降了16个百分点。别的国家在发展初期也有这样的下降，但是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第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了目前的48%，这也是非常剧烈的下降。这两点说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速度，换言之就是老百姓在相对地变穷，反过来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增加。大家想到的主要是国营企业的收入在增加，其实私人企业的收入也在增加，且增加得比国营企业还快。第三，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10%，去年少一些，但是今年看情况可能还会上升。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消费掉，也没有投资掉，成为净储蓄，而这个储蓄要给别人花，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抱怨的。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当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是政府行为加重了结构失衡。第一，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侵害了民众的权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做出很多损害民众基本权利的事情，比如征地、城市改造、限制移民等等。特别是移民，我记得1954年宪法第90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权利。1958年出台户口条例之后，这一条就从宪法里删除了，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赞成户口制、限制移民，可见我们不知不觉地就会认可一些侵犯基本权利的事情。

　　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第二，政府的投资偏向生产者。我和一个合作者初步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省政府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高，那么该省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显然是因为政府的投资更多地补贴了生产者。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投资，压低要素价格、土地价格、环境价格以及劳工标准，这些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第三，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提供可乘之机。既然政府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公司了，那么它很容易跟利益集团结盟，最终使得社会变成拉美式的社会。

　　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

　　我们知道曾经有过巴西奇迹。上个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7%。巴西当年也跟中国一样，贫富分化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二十年的高通胀和经济停滞。这当然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等其他原因，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可能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我们看一下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台湾1986年开放党禁，它当时的人均GDP按照2000年PPP美元计算是6600美元；韩国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人均收入按2000年计算是10000美元。大陆现在的人均GDP按2000年的价格计算是7200美元，按现在的PPP计算是8000美元，基本上处在两者之间。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就是一个例子，韩国和台湾则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成功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刚好在那个时候开始民主化，这种关联至少值得探讨。

　　目前，更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老百姓不一定要这么多投资，而可能要更多的教育和保障；第二，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型；第三，化解社会矛盾。现在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紧张，像救火队似的，哪里出了问题就去救火。如果让大家有自己的决策，矛盾就化解了。Acemoglu和Robinson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讨论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就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其中提到西欧的民主不是很早就有的，它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它实际上是让老百姓自己做决策，而精英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民主是有利于矛盾化解的。民主是化解社会矛盾很好的手段，同时也弱化了政府合法性的难题。合法性难题永远伴随着经济增长，这增加了政府的压力，而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为政府减压。

　　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值得向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推介。同时中国的很多经验和经历对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说，既然中国有一部分经验可以推广到世界，中国是不是就可以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也是未来二十年决定中国经济走向最重要的问题。■

　　（姚洋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此文根据他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论坛上“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