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在过去三十年里创造了一系列的发展奇迹，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发展模式值得推介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道路”可以向世界主流理论提出挑战。

　　中国过去三十年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的东西，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道路也许更加合适。这里我总结了四个要素，它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meritocracy），有人翻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而我认为翻译为贤能体制，也就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更加合适；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下面是这四点的概述。

　　中国模式的四要素

　　第一个要素：社会平等。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很快的政策变化来消除，比如说2010年人代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一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这是比较容易改变的。而社会不平等的意思是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的成分，比方说种姓制度。中国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到1956年工商改造、1958年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连续经历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强化了社会平等，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完全打破了。易纲老师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字文章。过去文字实际上是给特权阶级用的，掌握了文字就拥有了学识，就能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过革命消除了。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首先它消除了进入壁垒，第二它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大家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第三是它促进了中性政府的产生。

　　第二个要素：贤能体制。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有两千年的科举制度。欧洲启蒙运动在反对封建体制的时候，包括英国的文官制度都借鉴了中国的贤能体制。今天中共的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过去通过考试选拔干部，但现要走上领导岗位需要从最基层做起，这实际上是用很长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干部。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能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在西方贤能体制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中，像英国，也很难看到年轻的领导人，但在美国，四十多岁就可以当总统。贤能体制对其它国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第一，是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人民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素养没有建立起来，提到民主谁都可以要求自己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没有办法做决策，而贤能体制能作为驯服民粹主义倾向的工具。第二，是提高政府的效率。第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府的德性，我们儒家的传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人有约束作用。

　　第三个要素：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而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值。林毅夫老师从世行回来聊起他在世行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与世行的专家交流时，他们总是拿最优的标准（first-best）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还处于次优状态（second-best）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中国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采纳的制度没有一个是纯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比方说乡镇企业、财政分权。

　　第四个要素：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阶层的政府，这样它就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方说菲律宾，前段时间发生了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屠杀者虽被拘捕了，但他的父亲在选举时支持了阿罗约总统，现在大家都在看阿罗约总统将怎样处理。因为不受利益集团左右，中性政府更可能关心长期经济增长，即使是为了自己，它也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平等，这正是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会成为中性政府呢？第一是政治基础，这其中首先是中共的自主性，跟前面所提到的贤能体制有关；其次是中共的去政治化，这是汪晖讲的，去政治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不再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党；再次是经济增长成为中共合法性的来源。第二是社会基础，主要是社会平等，只有当社会权力和政治动员能力比较接近时社会的产出才会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