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几百年为单位，来思考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国走过的道路。它们的经济增长从未像今天的中国那么快，但它们都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经济产量是同步增长的。

　　“低成本”是当今中国话语里广泛出现的一个表达，但此语也许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忽视中国面临的那些真正关键性的战略困境。

　　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可以说无法判定。

　　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吧。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些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速低得多。但就在这100年里，瑞典的社会民主派不断地赢得议会选举，不断地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足以保障体面晚年生活的养老金体系，并且获得了成功。

　　再看美国。这个国家的创业精神极其旺盛，过去60年至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它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的、停滞不前的国家。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且，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屹立不倒。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

　　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

　　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这样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