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作民有化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制约的能力。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每个季度起码有两个星期，让人大的专业委员会把相应部门领导叫过来问责，例如，财经委员会召集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的管理层，看哪些政策有问题，有哪些不同意见，进行公开正式的问答。政府机关对人民负责的方式，就是对人民代表机构负责。

　　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12年看，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增长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再次，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以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各一个，这样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