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体制问题，解决办法有三。其一，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支付责任不清晰的问题。究竟哪些民生问题，是中央财政的支付责任，或地方财政的责任，必须搞清楚。这牵扯到行政体制改革，即中央与地方的支付责任界限。

　　其二，如果支付责任能说清楚，那就应该有收入。政府负有支出责任，为满足这一支出，政府要组织收入，但收入必须在中央和地方划清界限。如果划不清，中央政府将支出责任压在地方，地方一定会卖地，地方负债也会相应增加。然后，整个财政收入并不是中央财政收入，中央的相对透明，主要是税收组成的。现在最担心的是地方财政收入，非税收入增长速度太快了，这是搜刮民脂民膏啊，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其三，基于以上情况，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是什么？由于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缺乏主动性，不拥有完整的税权，若税收不上来，就有短期困难，来弥补赤字，如果中央不能转移支付，是否允许地方债务发行？由于转移支付不到位，地方政府增税无方，再加上缺乏必要的融资渠道，只靠买卖土地增加收入，从而抬高房价。

　　必须搞清楚，政府支出部分是否必须。换言之，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而公共服务就应该关注民意。这是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只有约束了财政支出，才能约束政府收入，如果支出无度，收入肯定横征暴敛。如果一时难以做到，“晒账本”总能做到吧？至少应该透明化，支出透明化，即让人们知道钱是否花得合理。这样，地方财政搞资本性支出，搞建设，可以公开讨论。如果支出不需要，那政府收入部分就不要组织那么多了。其次，还要看这些支出是否与老百姓密切相关？另外，国有企业的预算能否调整，也需要认真考虑。

　　建立规则至关重要。其实，合理规则的建立并不难，只要有规则，就会慢慢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现有财政制度不合理，要重启财税体制改革，不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解决政府的支付责任问题，关键在于搞清楚哪部分必须支出，有支出才能有收入。依我之见，规范政府行为是关键。具体而言，就是财政透明化，至少支出要透明化，就像广州市政府那样。事实上，我国1997年就提出财政透明化问题，人大要审定预算报告，可为什么10年以后仍然步履艰难？财政透明至关重要，政府属权力机构，自身不愿意这么干，那就让政府慢慢透明化，不断朝向透明的方向。■

　　（曹远征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此文根据他与《财经》记者交流时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