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近些年所未遇的困难环境的同时，政府税收却不断攀高，财政盈余也逐月积累。至2009年10月，全国竟出现8478亿元的财政盈余。至2009年12月，全国财政还有2万亿元的预算支出没花掉。

　　令人不解的是，决策层、媒体及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还在谈论“要在2010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大危机背景中，政府有近万亿财政盈余这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吗？

　　这种令人不解却又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情况，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最深层和根本性的问题：政府征税和财政支出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征税不受制约，预算也不透明，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问题，更是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时下人们常常谈起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总觉难度很大。其实，要害是减税富民，使中国逐渐走向依靠民富和内需所主导的增长方式，关键还是要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换言之，在宪法和政治程序上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有实质性的约束。

　　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定为基本国策和社会发展纲领，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地把“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定为执政党的基本奋斗目标。现在的问题是，“法治国”和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构架需要进一步明确。

　　政府税收不断攀高——近20年每年多为GDP增速的2倍，且每年政府财税部门几乎以超过1倍的增幅完成年初所定的收入目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建设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的问题，还是一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

　　近些年，政府官员腐败案件屡治不果，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且越来越依靠政府的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等，岂不都是在国民收入中政府财政收入份额快速增加及财政支出不透明的必然结果？

　　既然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的财政体制和财政预算，那么，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就要把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切入点。

　　具体说来，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开始，构建公开、透明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考虑修改我们的预算法及宪法中有关政府征税权的条款，明确把政府征税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政府每一笔预算支出都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人民代表审议批准这类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条款写进预算法和宪法。

　　民主政治，必然是民主预算。没有民主预算，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谈；没有民主预算，“法治国”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没有民主预算，中国经济从长期看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修订并颁布带有真正民主预算精神的预算法，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不少人说，欲限制政府征税权和预算支出，中国人做不到，那是西方的玩意。但是，只要读一读中国近代史，我们就能发现，限制政府的征税和预算支出权，中国人在晚清时就做到过。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慈禧太后和晚清皇室发现不改革不行，最后决定试行君主立宪。根据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的研究，在1907年晚清政府实现宪政政制之后，由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资政院就曾迫使清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并将当年清政府的财政预算核减掉了7790万两白银，据说这相当于当年清廷预算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尽管当时中国才刚刚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晚清的资政院就能做到这一点，这说明中国人也完全能够做到“税权法定”和用宪法规定的程序来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支出。

　　对今日中国社会来说，要实现富勒所憧憬的那种“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要达致滕尼斯所说的“法理社会”，要建设哈耶克和伯尔曼所说的“法治国”，要从改革税法和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开始。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使政府的财政支出透明，并受民选代表的制约和审议，并最后投票通过和批准，20世纪初大清政府的资政院做到过，在21世纪的“现代中国“，我们当然更能做到。香港现在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核心不是“不能也”之问题，而是“为”与“不为”，“要”与“不要”之问题。■

　　（韦森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根据《财经》《财经网》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