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世界各国在刺激政策上怎么退出，要不要退出，这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

　　总有人问，现在是不是退出的恰当时期？从中国的情况看，应该退出。理由有两条：第一，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第二，在中国的经济刺激中，我们也看到了刺激政策的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市场物价的整个形势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另外，至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发展，应该有一些更深层的看法。所谓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这都是在需求这方面采取的短期办法。根据经验来看，它也只有短期效果。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腾飞，都是靠多供应货币、靠政府多负债就可以获得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中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经济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上去。

　　再者，退出要和一些进入结合起来，因为大家担心，现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是靠政府下放的投入在支撑，一旦退出，这个速度还会保证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不是由于担心政府退出，可能导致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而有步骤地退出，但是，与此同时，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特别经济速度下滑，所以政府要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刺激、高额的负债和过量的货币。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是由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似乎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舆论，即市场出了问题，政府来救。现在看起来，政府的“救市”也不会免费，美国、欧盟是这样，日本更是如此，某种层面也包括中国。

　　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政府这一侧的经济政策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像美国的财政赤字大到占GDP10%以上；而当年欧洲国家加入欧盟时有协定，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是有控制的，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远超了规定的比例。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使了很大的力量，人类的下一个危机可能就是财政性危机，如最近土耳其发生的事件。在达沃斯论坛上，我们还听到有一些欧洲国家要发生类似的麻烦。所以，我认为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要回到根本的方面来。

　　到底靠什么来支持经济增长？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在供给这一侧，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刺激市场需求，从事有效的生产，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短期的刺激政策也许必不可免，但是不能把这看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这个中间的政策不能混淆。如果混淆，到2049年，那时的中国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中国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条历史经验供我们借鉴。第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跃进，财政赤字是抬头的，货币也是超发的，但是1980年以后中国很快进行了改革，包括农村和城市的改革，这个改革实质地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重新界定了普通人的财产权利，界定了普通人、地方、企业活动的自由空间，这激发了一部分供给的增加。所以1980年的财政、货币的不太正常被改革消化掉了。

　　第二个例子，1997年，中国经济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那一年为了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财政变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方面也出现了短时间的不正常、不健康情况。但是1997、1998年以后，中国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启动了改革，特别是对庞大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体系进行了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改革，对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进行了适度的开放，特别是通过WTO的签订，中国扩大了对外开放，增加了全世界资本、信息、技术、人才和中国资源的组合。因此，1997年、1998年以后，中国短期的、不健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被这个改革的成果取代了。

　　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超过以往，遇到的挑战也将超过以往，但是基本的道理我相信是一样的。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是不够的，因为借了钱将来要还的，政府用什么来还这些债务呢？如果不靠税收，靠多发票子，市场物价就会发生变化，物价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最后只能给企业、家庭、个人带来决策的困难。

　　因此，这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今天，这方面的任务不但依然很多，而且依然很艰巨。为此，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我想，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让中国经济，有一个更可靠的发展基础。■

　　（周其仁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搜狐财经独家稿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