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福祉？

　　诺布尔在详尽考察了这两种自动机械的命运后评论道：

　　三个群体的权利决定了当时的知识气氛，并使之制度化：军方资助并决定技术发展，技术界则对所选择的路线给与科学上的证明与声誉，而管理层则决定新技术如何使用并将这些决定实施于工人身上，这三种沆瀣一气的权力与观念有力地推动着数值控制技术的研制。在这种环境下，纪录-回放技术无法获得研发资金……劳工，分别被这三个群体视为过时的生产方法与人工误差的代表或者是阶级敌人，则不得不被排除在技术研发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纪录-回放技术在一出生就被视作是过时的、落后的、不完备的，一句话，‘无法令人满意’。这样，社会权利与富有影响的观念决定了技术只能是数值控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这三个群体也开始被嵌入这一技术，随后，必然的技术进步这一神话给他们加冕。

　　诺布尔的论断，令我这个学自动控制专业的人多少有些感悟。也是啊，为什么模拟计算技术早早地败在了数值计算技术手下？这个问题真的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我曾经见到过用滑动变阻器一类的模拟开关，手动控制模拟计算机进行模型计算的装置，这种装置的仪表盘非常简单，控制起来也十分方便，唯一的诀窍就在于掌握这些开支旋钮的“寸劲”。

　　即便数值控制计算的编程，需要大量对生产过程、工件、工艺、材料、刀具、量具的知识，简直可以说是在“图纸上重构物理生产过程”，它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但早期计算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发展路径，过早地一边倒向“数值计算”，否定了“模拟计算”。这背后的复杂根由，原来在这里。

　　所谓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政治-社会的可行性。但是，在课堂上或者技术专家的讲座中，他们对这种话题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相反，他们与媒体一道，在极力营造一种“新技术的万能灵药”方面合作得颇为默契。

　　诺布尔仔细考察了那个年代英美主流报刊在报道工业自动装置方面的表现，他发现，政府的合同政策、资助以及推广宣传，再加上企业家的热情——所有这些都激起了人们的恐惧、梦想和渴望，进一步推动这数值控制技术的扩散。但是，数值控制毕竟是一项成本不菲、经济上尚不能确定的创新，“语言过无数遍的金属加工业革命从未‘真正起飞’。自数值控制技术第一次演示证明它的可行性之后的数十年，一直缺乏其他的替代技术”。

　　对于这种“争夺车间控制权”的斗争，诺布尔评论道，“有关技术进步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对适者生存原则赞扬备至，事实上，它所鼓吹的，与其说是技术或经济上的优越性，毋宁说是社会权力的强大……它蒙蔽了整个社会，让人们看不到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路径，也看不清社会自身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内涵的现实。”

　　这一次的自动化革命，全然不是媒介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进步的福祉，而是将熟练工人的知识沉淀在穿孔卡片上，沉淀在自动机器上之后，就可以把他们一脚踢开的工厂主的“福祉”。这的确是一种不为公众所知，但发人深省的“技术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