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是20世纪前半叶伟大的“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之一。在我1980年读《控制论》的时候，毫不怀疑这一伟大学问背后的进步意义。自动化既代表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同时又是工业效率大幅提升的必要手段，其目的自然指向人的共同福祉。

　　不过——且慢，假如想象一下的话——读者诸君当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动化、控制论在二战期间，乃至在战后美国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转型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竟然是“工厂主对抗工会、争夺车间控制权”的法宝。

　　“军事工业联合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教授戴维•F•诺布尔1984年出版的《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一书中写道，“如果说备战以及战争本身将这个国家从萧条中拯救出来，那么它也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再一次有机会显示科技的威力，并让公众恢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信仰。”美国20世纪40年代出现并迅速发扬光大的，被艾森豪威尔命名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在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眼里，就是某种“军事统治”。

　　米尔斯注意到，“这是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朝着一种永久的战争经济演进的巨大结构变迁。”1945-1970的25年间，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开支达到1.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1967年在所有产业的住宅上投资的总和，也吸纳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产业界的技术人才。空气动力学、化学、冶金和电子学专家尤其受到青睐。产业经济学家斯宾塞（Frank A. Spencer）曾将这段时间描述为“对于空中运输的前景抱有无限乐观的时代”。大学教授也乐于见到，或者说迅速习惯了这种工业企业和军方下单的科研开发模式。

　　在此期间，劳工阶层的数量也急剧增长。1940年美国工会会员是900万人，到了1945年就增长到1500万人。但是，与科技界大把花钱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产业工人的劳动条件之恶劣，工资收入之微薄，即便战争期间，罢工却接连不断。诺布尔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1940-1945年，共有88000名工人死于事故，110多万名工人受工伤——这是美国战争期间人员伤亡的11倍。战争期间共发生14471起罢工，参与个人多达700万，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罢工数量。

　　拯救美国经济的罗斯福新政，通过威胁工会、扬言派军队占领工厂、通过罢工管制法案等手段极力阻止罢工的发生和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自动化技术”作为当时时髦的新型技术，耐人寻味地参与到了工厂主、管理阶层与产业工人“争夺车间控制权”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