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扩大国有企业占有领域，缩小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出现国进民退就成为必然趋势。

　　目前对“国进民退”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想“进”和“退”应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主要不是资本量和企业量，而是看控制领域的大小，党中央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这才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标准，按这标准要求，在占有领域上应是国退民进，而目前一些做法与其相反。

　　首先，明目张胆的国进民退。国资委将《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空间，这就是国进民退。由于有了这一修改，陕西就可将陕北油田、山西将小煤矿，以“整顿”的名义，用低价、强制收归国有（油井赔偿仅20％左右，煤矿赔价低5-10倍）。引起民企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度大受损失。

　　其次，隐形的国进民退。一些国有企业不按中央十五届四中《决定》退出，仍然盘踞者应该由民营经济进入的空间，这是一种潜在的国进民退。

　　再次，潜在的国进民退。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占有比重增长的不快，不能表明不是国进。由于民营经济增长太快，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量没有明显增长，但绝对量在快速増长。这几年国企净资本从2万多亿元增长到5万多亿元，国有资产从9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可谓增速之快。有了大量资本，国有企业就有条件在国有经济定位的范围外扩张，是与民争利，如“地王”。这样的国进民退用企业数量是计算不出来的。

　　最后，潜能的国进民退。一些国企利用国有的牌子，获得“市长”的支持，再在市场获利。《领导者》杂志09年第12期上登了一篇《从<建国大业>看国进民退》。其中讲道：中国最大的电影企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平三讲：《建国大业》9月16日全国首映，3天半票房收入就上了亿，最终票房5亿或6亿的说法四起。韩在多个场合对媒体笑言，电影投资3000万，只要票房达到1亿即可盈利。“说明主旋律影片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能赚钱了，实践成功了。”其实这部片子还是找了“市长”的。2006年开始创作《建国大业》就通过关系找到全国政协汇报。2008年10月剧本完成后，全国政协领导再次批示：在人民政协成立60年之际，拍摄此片意义重大，要支持。最后此片如何落到韩平三之手就不得而知，但国企的身份，行业老大的地位，应该是重要砝码。如过去女的找对象，先问是全民的还是集体的，由于两种所有制的不平等，形成观念上的不平等，不知全民小伙子利用这一优势，占有集体小伙子多少心上的人，这种“国进民退”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示出来的。韩三平一再标榜：“我不相信国有企业做不好，我不相信公有制就彻底不行了。”但《建国大业》恰恰是头号国企撑大旗，“市长”支持，众明星赶集零片酬，才取得市场的巨额盈利，是行政、市场通吃的产物，其他的非国企，如华谊兄弟行吗？目前有人一再表明，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就不要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不要忽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是一个垄断国企，具有独家进口大片的经营权和CCTV6频道的广告经营权，这难道不是国有的特权吗？这几年一些央企利润巨增，主要靠垄断和各种优惠特权，而不是经营效益所获。一些国企经营者、管理者散布这种言论，一是否定所持国有特权，二是表明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有方。其实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饰不了国企的特殊地位。

　　从以上简单列举国企的特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国”企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企。他们依靠国企身份，从政府获取特权，而不承担企业经营不好的责任；他们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国有企业的特权，市场经济的利益他们双双占有。他们还用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两手从老百姓腰包掏钱，谋利。这样的国企己经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把这样的国企“做大做强”岂能不挨骂？一些人在维护国企，实际上维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利益，应当认清这一现实。

　　国企发生变异，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问题是经济，观念是关键。因为一些人还沉迷在旧观念之中，认为只要是国企在政治上就有保险；认为只要企业是公有，一切管理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就赋予国企许多特权和优惠，还在各方偏袒国企。其实这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一切都拿在自己手中，缺少管理市场经济的艺术，为此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