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性交易，那时候，中国仅仅强调数量的公平性。比如，发粮票的时候，今年发20斤粮食，明年发25斤粮食。前一年12月31号和之后一年1月1号出生的人，仅隔一天就差了5斤粮食，所以，计划经济的不公平始终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的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人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毕业之后到什么公司上班都是其他人说了算。但在市场经济时期，这些可以自己说了算，这就是地位平等的一个体现。然而，中国人对计划经济的依存非常严重，市场中的计划经济思维藏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长期存在的矛盾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例如，城乡土地存在价格上的明显差别，而农村土地因为国家要征用，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就业、医疗保障、教育、城乡居民生命的补偿等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地位的不平等性色彩，如果这样的词都不能从社会上消失，那么，我们社会地位的平等永远不会实现。这个问题在企业中也存在，所以，“国民共进”根本不可能，一定是有进有退的。

　　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福利分配、工资待遇、企业年金、住房、劳保、环保、规模等差别大量存在。甚至在投标活动中，有时就会出现国有企业才能参加投标，非国有企业参加了就不能投标的限制条件。比如，山西对煤矿的收购，因为地位不公平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从统计数字中，我们不是要提出“国进民退”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提出打破社会制度、社会地位上的不公平。

　　如果“民进”，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会逐步提高，而当“国进”的时候一定是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地位发生着重大的逆转，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如果社会交易各方市场地位不公平，我们不能想象这种市场规则还会继续存在。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一定是地位平等，各方愿意交换就交换，不愿意交换就不交换。但是，现在的“国进民退”是要求各方必须交换，这有公平性吗？

　　　 国有企业现在不进入竞争性领域，因为历史证明他们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因而，在有些需要开放的领域，它们拼命加强控制，不允许民营进来，这才叫“国进民退”。这种垄断使得国有资产为少数人获得利益。国有企业改革曾经搞过“双轨制”，但也没有保护国有企业，但现在这个体制为什么行呢？因为在垄断行业控制住了相关领域，而民营企业不能进去竞争。

　　在垄断性加强的时候，就是“国进”，垄断性减少就是“民进”，我不是从数量和行业来划分什么叫“国进民退”。在市场经济需要的领域中，国有地位和民有地位要变成平等的，都可以自由进入、自由竞争时的市场环境是好的。

　　再如，国内的土地资源多数被垄断在国有企业手中，尤其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城市，国有企业所占房地产市场份额已超过60%以上，这对民营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国有企业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机制，加上一系列的制度性因素制约，造成了民营房地产企业可以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而华远集团每年只固定地增长10%，“完成国资委的任务”。

　　当中国提出降低碳排放量的时候，或者要求某各地区必须同比下降排放量的时候，使用的是数量型的行政命令，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有能源，有的地方有替代能源，有地方没有合理替代能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减、都能达到指标。例如，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大量投入资金减排，或者不计成本和代价地减排，因此，可能导致经济上的亏损，但只要它完成了命令指标，其负责人就可以升官了。而中小企业不能完成，结果使它们不得不退出这个行业。我们的资源、能源和条件都不一样，不可能用同一个方法，不然，就会不公平。

　　在芝加哥碳交易所，有上万农民进行碳交易，比如说多种了几棵树，就可以把碳排放量卖给某些企业，企业支持了，农民再去做。这种交易和市场行为恰恰是我们目前亟需的，而碳交易中的交易各方地位平等是起码条件。所以，在芝加哥交易所中，既有企业、有外资、有内资、有民营，有国有，也有政府、学校、农民，他们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易，没有特权问题，也不存在什么“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

　　“国进民退”的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中交易各方的地位是否平等。如果市场交易不平等，那么其结果一定是对财产权利、交易权利的一种掠夺。如果中国的法律能让中国农民获得选举权的平等、生命补偿权利的平等，那么，中国也一定能用法律、制度改革实现市场经济中所有交易主体各方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力平等。这也是我们未来改革的再出发起点。如果这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中国仍然难以得到好的市场经济。■

　　（任志强为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本文根据任志强公开言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