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们常常谈起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总觉难度很大。其实，要害是减税富民，使中国逐渐走向依靠民富和内需所主导的增长方式，关键还是要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换言之，在宪法和政治程序上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有实质性的约束。

　　不少人说，欲限制政府征税权和预算支出，中国人做不到，那是西方的玩意。但是，只要读一读中国近代史，我们就能发现，限制政府的征税和预算支出权，中国人在晚清时就做到过。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慈禧太后和晚清皇室发现不改革不行，最后决定试行君主立宪。根据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的研究，在1907年晚清政府实现宪政政制之后，由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资政院就曾迫使清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并将当年清政府的财政预算核减掉了7790万两白银，据说这相当于当年清廷预算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尽管当时中国才刚刚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晚清的资政院就能做到这一点，这说明中国人也完全能够做到“税权法定”和用宪法规定的程序来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支出。

　　对今日中国社会来说，要实现富勒所憧憬的那种“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要达致滕尼斯所说的“法理社会”，要建设哈耶克和伯尔曼所说的“法治国”，要从改革税法和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开始。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使政府的财政支出透明，并受民选代表的制约和审议，并最后投票通过和批准，20世纪初大清政府的资政院做到过，在21世纪的“现代中国“，我们当然更能做到。香港现在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核心不是“不能也”之问题，而是“为”与“不为”，“要”与“不要”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