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证言因其符合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而受重视。但这种证据很不稳定，常有争议，证明力不强，错判冤案往往由此而生。是故《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的同时明确要求：“（法官）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法院据此作出司法解释：“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两种例外：一是未成年人，一是“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经法院许可不出庭。综观这些规范，听取证人的陈述，实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是无可替代的权力；同时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必经程序和法定要求，属义务。李案一审判词解释说：“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且法庭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这无疑是曲解。有些证人在押，已失自由，要他出庭还用“强制”么？判词还说：“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问题在于：“未到庭”是否合法？

　　还有，公诉人的宣读往往断章取义择其所需，不经质证，难辨虚实。还应指出：宣读的如是侦方“讯问笔录”，那只能认为是工作记录而非书证，是否真实，应经被讯者认定。然而所有这些，法官一概不理不顾，硬是专断地判定当事者伪证！

　　人们要问：李庄伪了什么证？哪些？表现形式是什么？与此相关，李与控方证人没有接触，他们做的哪些证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这些若不能如实回答，凭什么加人以罪？

　　判词说：“从犯罪构成上讲，（李之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可是，如无证伪之果，伪证何以成立？从犯罪构成分析，本罪侵犯的客体，一是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二是公民人身权利。考察李庄的行为归根到底无疑是会见被告、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未进入诉讼，他侵犯了哪种客体？客体不存，罪名何以成立？

　　然而事态的发展未出所料，一审还是效其前驱，援引《刑法》第306条把无辜判了罪。《刑法》修订至今13年来，律师因306条被误用而蒙冤者数以百计，立法技巧的不慎带来的恶果，该彻底改正了。否则，辩护制度必将弱化,难免蜕变。

　　李庄获罪了，二审一定会维持。对此似乎不必灰心失望。法律人士可通过此例深入探讨该怎样推进法治的发展达到功成；而律师则正可从中汲取教益，以精湛专业和自强风骨义无反顾地为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竭尽全力。

　　错案不免，功成有期，我们应看到希望。■

　　　　作者为知名律师，曾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辩护律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