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文

　　粗读李庄案，得鲜活印象：主持审判的法官，支持公诉的检察官，两位辩护律师，在被告人李庄参与下，无不做了恰当精到的“演练”。十多个小时的唇枪舌战，嬉笑怒斥，对法律问题的理解互存歧义，对证据的态度颇有区别。

　　一审判词则提供了虽不典型但却生动的判例，证明非法不公的程序无助于实现辩护职能，不可能达到实体公正。其基本内容印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博士十年前提出的著名论断：“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一是曲解法律，一是玩弄证据。”他讲得动人心魄，多么中肯。谨针对李案，试举两三个要点，略加分析，就教于各界人士。

　　人们记得，那篇以《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为题的报道，于不经意中透露出一个消息：李庄一到重庆，即受到非法监控，随之而来的是“陪同”会见，监视监听，全程录像（庭上不予出示），收集加罪律师的证据。办案律师，顿成异己；异议歧见化为异端邪说,于是“抽调（三个）专案组、（一个）总队、（三个）分局的民警组成专案组”，意欲痛歼。而被控律师并不“知己知彼”，面对阻力，操作中又少了点理性修养，抗争中更缺乏适度节制，于是陷入重围,顷刻之间，惨遭灭顶。专案组用兵之神速，未闻先例。司法问题，偏离了用法律解决的方向，这是李庄案中矛盾发生发展的总根源。

　　专案组办理讼事的成败得失，只须做历史的考察，应知其恶。法治时代，这无疑是极其落后的审判制度、组织形式，而今重拾，实属倒退。

　　专案整治李庄，声势浩大，却少不了检举人龚刚模。龚是否曾受刑讯，实是案中焦点。一审中不审不问，有违审案理讼常规。比如有无刑讯的鉴定，法官未经质证，判词硬下结论，只好语顾左右，说：“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不否认龚体有“伤”，且“系钝性物体所致”，那为什么不查问：他被押于监所，是谁用哪种“钝物”致他受的伤呢？为什么要“致”他成“伤”呢？公诉人一句“造谣”就让事实真相滑过去了。法官予以支持,根据却是：“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的供述相互吻合，因此应断定不发生刑讯逼供问题。”

　　果真如此么？姑且不论民警，医生证言未经质证，身体检查之说不无疑点，总之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何况它与龚刚模同案犯樊奇杭当庭历陈惨受刑讯的情节，天差地远，而樊奇杭的供述与当初龚本人告诉律师的情况又绝无二致，“相互吻合”，有什么理由不予采信呢？

　　我们的辨析引发出要害问题：龚刚模的“检举”是否真实？无妨研究一个细节：一审判词认定，“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一案提讯龚刚模时，他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可是，此前那篇《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认定的却是另一番情景：龚在狱中突然表现沉闷，连续数日，终于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按下警铃，举报了李庄律师。据知跟着还写了书面举报，先不说这份书证竟也未当庭交付质证，这里接受口头与书面检举的只能是看守所警员，绝非承办文强案的专案人员。至于对检举人的心态描绘和具体实施的细节，差别之大，不言而喻。两种不同说法形成的矛盾折射出“检举”本身确有重大瑕疵。作为推断事理的法官，怎么可以轻信某种说法而不过问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