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何处？
　　狭小的居住空间，简陋的居住环境，一次又一次的搬迁，外来打工者们却少有怨言。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打工者有着十分强烈的‘暂住’意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城市的主人，住一年是暂住，住两年是暂住，住十五年还是暂住，这种‘暂住’的意识，让他们可以忍受一切恶劣的居住条件。”林志斌反问道：“事实上，他们还回得去吗？”

　　调查显示，当打工者被问到“如果以后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怎么办”，65.1%的被访者表示，“回老家”。而当他们被问到“今后的打算是什么”时，仅有9.1%的人打算回老家。“打工者离开城市的原因是迫于无奈，而非主动选择。”林志斌如是表示。

　　在林志斌看来，打工群体中的很多人，尤其是第二代打工群体，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生产和生活了。事实上，多数第二代打工者已经没有务农经验、没有耕地、没有对农民身份的认同。调查中，有四分之三的第一代打工者会种地，但是在第二代打工者中，这一比例却只有32%。林志斌强调，尽管有的打工者认为自己会种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自己独立操持农业生产。

　　“新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不可逆转。”报告提出，无论资本如何想继续维持打工群体的廉价劳动力的状态和农民工身份，新工人群体已经诞生，中国城市化建设必须考虑新工人群体的生产和生活，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离不开”又“回不去”的状态下，打工者的集聚区成为了打工者社区的雏形。但它们在很多人眼里，只是“脏乱差”的城中村、城市治安的隐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认为，城市打工者的聚居区，包括城中村，应该作为城市空间共同体的一部分，和城市共存。聚居区的打工者有着共同体的经验，共同的打工者的身份，这些构成聚居区这一空间的“共同体性”，并在此意义上形成文化认同。但事实上，打工者之间仍然缺少社会交往和相互支持，依然是“陌生人”，缺少家园感。

　　只有有了家园感，打工者才有可能进而捍卫自己的家园。台湾东海大学的杨友仁教授认为，打工者应当和拥有土地的村民建立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任由财团购买村民的土地，挤占打工者的居住空间。

　　然而，在来势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拥有土地的村民都难以守护自己的土地，遑论移居至此地的打工者？报告提出，为打工者在城市提供人性化、家庭化的廉租房，是有效解决打工者城市居住问题的首要途径。诸多农村问题专家亦认为，中央政府应考虑建立专门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解决农民工进城的住房困难。除了少部分可纳入现有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大多数农民工应享有专门的住房保障政策。

　　如今，保障房的建设依然问题重重，进展缓慢。因户籍的差别而将外来打工者排斥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又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