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头”则是更早期的“鱼饵”。在上海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打击黑车行动中，由于执法部门力量单薄和人手短缺，鼓励市民举报黑车，举报一辆黑车就奖励现金500元，于是渐渐形成了职业举报人，此后职业举报人逐步演化成如今的“钓头”，他们和执法部门之间形成了默契的“合作伙伴”关系，“钓头”也能在这些“钓鱼”生意中拿到提成。

　　但也就是从“钓鱼”渐起的2007年，上海陆续出现了一些在网上发帖喊冤的被“钓鱼”车主。上述政府人士透露，“钓鱼”模式随着各区黑车现象逐步减少，渐渐出现被滥用的趋势，原因是“鱼饵”们仍有谋生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车主，或出于好心，或出于贪图小便宜，成为“被钓”对象，并最终演变至目前的局面。

　　此外，“钓鱼执法”方式的背后，还隐藏了各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直接的经济利益诉求，需要通过处罚来实现。

　　某区一位相关部门政府人士称，执法大队每年获得的财政拨款不够“开销”，由于财政卡得很死，而一些很需要花钱的“招待上面”的费用，执法队人员的福利，还有各种吃喝开销等，都需要另外想办法解决。以该区为例，执法大队几十号人马，一年不到200万元的的拨款只够维持四个月。而一个（执法大队）领导不能“妥善处理”这方面问题，则会影响其仕途。

　　这一罚金去向问题甚为公众所关注，但官方过去从未披露。10月18日，代理张军案的郝劲松律师分别向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申请公开从2007年到目前上述各单位所查获非法运营黑车的总数，查获黑车后罚没款的总金额及相关支配情况，以及各单位查获黑车后，对配合执法的乘坐黑车的“乘客”的奖励情况。目前还无部门就此给予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