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机制性错配的情况下，只有政治领袖才能打破僵局。德国是最关键的一个国家，不仅因为它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也因为它的大部分金融机构（特别是其地区性储蓄银行Landesbanken）财务状况仍很脆弱。

　　不凑巧的是，德国的一个特点就在于银行界和政界的相互交叉。9月刚刚结束任期的上届“大联合”政府，就是因为这点未能果断行动。此次大选选出的新政府能否有所变革，这是事关欧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德国真能做出变革，它将有足够的分量来催化欧盟层面的行动。可能的形式会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受多个国家“委托”，来进行这个“伤员筛选”工作。若有必要进行国家间的联合干预，则该机构作为中间人代理政府间的谈判，并在产生决议后管理那些被政府收为公有的资产。

　　好消息是，与许多“最大化分子”的观点不同，这场危机教会了我们，此种干预的负担可以在各国之间分担，以一种因事而发、具体银行具体分析的形式。换句话说，一致行动才是成功处理银行业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财政联邦主义”。正如欧元已经证明的，即使没有一个欧盟统一的“联邦财政预算”，这样一种超国家的单一货币，也可以发展并且在危机中相当坚韧。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不要求各成员国放弃其财政自主权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可信的超国家危机管理框架。

　　这么想的话，德国的选择就很简单了。要么，与其他邻国一道建立起“伤员筛选”机制——任务固然艰巨，需要前所未有的决心，但却是重塑良好信贷环境的必要条件；要么继续为其贴橡皮膏药式的修补措施辩护，最终陷入无所作为，并付出增长无限期停滞的代价，就像日本“失去的十年”那样。您来选吧，默克尔总理。■

　　作者Nicolas Véron是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www.bruegel.org）研究员，与亚当•柏森（Adam Posen）合著有《欧洲银行业问题解决方案》（A Solution for Europe’s Banking Problem）。《财经》记者张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