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例子，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存贷银行危机、1992年-1993年的瑞典、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伤员筛选”机制是走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关键。美国今春的“压力测试”已给了一个可参照的效果：提升了公众信心，使银行得以进行相当水平的资本募集。大部分观察人士现在都认为，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政策胜利。

　　从政治的角度讲，“伤员筛选”过程总是难以开启，因为它区分出赢家和输家，因此可能就要求政府拿出公共财政来救济后者（虽然美国这次“压力测试”没有导致这种直接的影响）。而在欧洲，这种政治障碍又难上加难，因为欧洲面临这样一种错配——本质上已经实现一体化的欧盟银行市场，许多银行都跨越国界相互竞争，但监管机构却仍然只在国家层面各自为政。

　　一体化之下，国家再各自为政已不合时宜。在当前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决策者往往认为，与其暴露出“他们的”银行的脆弱状况，并且有可能遭“外国人”收购兼并，不如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在超国家层面，没人有足够强大的手腕来敦促国家层面的行动。欧洲银行业监督理事会（CEBS）本身几乎没什么权力。虽然欧盟已经计划用一个欧洲银行业管理部门来取代它，这个部门最终可能也会有一些“牙齿”，但这肯定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欧盟的行政机构欧洲委员会在竞争管理方面做得很不错。它要求各国政府对本国银行加以援助的同时，必须进行重组来抵消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但欧洲委员会并没有保障金融体系稳定的权责，且现在已经有点管得过宽。以上几个原因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决策瘫痪。

　　对比一下这个月上旬CEBS发布的三页纸的“压力测试”结果和美国5月公布的那份。CEBS向我们保证一切都很好，却没有给出每个银行具体的数字，市场也就无法辨别，哪些机构需要更多资本、需要多少资本。二者都叫做“压力测试”，美国的做法已经事实上产生了一个“伤员筛选”机制，欧盟却没有。欧盟的这份报告出来后，市场压根动都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