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德斯坦认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更长远、更根本的办法是鼓励人们建立“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鼓励他们储蓄税前收入的一部分，为老年以后医疗花费做准备。这和他主张建立个人退休储蓄账户（personal retirment savings account）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和退休费用 ——而不是依赖政府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可以酌情做决定，而不是政府用“一刀切”的方式替你做决定。

　　设计政府医改方案的人员指出，医院花销的一半都是人们临终前最后一年的医护费用。他们打算通过“成本效率研究”（cost effectiveness research， CER）找到哪些治疗是花销相对小，效果相对大的，是国家和私人医疗保险应付的花销，哪些是得不偿失的治疗（high cost， low-value treatments），是不必要的浪费。奥巴马在2月通过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已经为CER提供了100多万美元的创建资金。

　　费尔德斯坦认为，CER的规定根本无法从病人的具体情况出发，会“一刀切”，不够尊重病人的个人意愿，而且还会打击医药创新的积极性；科研人员会担心，CER 会因为他们的新发现“太贵了”而被拒之门外。 费尔德斯坦主张允许私营保险公司跨州营业（interstate competition）以增加竞争，降低加入保险的门槛；没有必要创建国有保险机构（或医疗方案），因为那样只会导致国家成为整个医疗体系的最终付款人。

　　虽然医疗费用连年增长，但费尔德斯坦认为，GDP也会连年增长，我们负担的起；我们不能让“国进民退”抑制了美国医疗体系中最好的部分。85%有医疗保险的人过度消费也有好的一面：分散的市场机制使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治疗疑难病症，很多有保险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病人到美国来看病就是最好的证明。

　　曼昆（Gregory Mankiw）在9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技术的更新换代；医疗系统中有浪费，但不是主要原因。他认为医疗技术方面的创新即使价格昂贵，也是好事，比没有创新要强。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医疗保险系统听起来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很有魅力，但现实是严峻的，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面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而且医疗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经济资源的不平等是自由社会（a free society）不诱人的特点（not attractive feature），但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医疗成本占整体经济比例日益增长的今天，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愿意失去多少自由（liberty），限制多少自然的经济资源的不平等 （economic inequality）来换取所谓的“公平”（in the name of fairness）。

　　民主制度下精英治国就是聪明人在制约聪明人，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能走极端。民主党在100人的参议院中占57个席位。另外还有两名独立议员（independent，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估计会站在民主党一边。民主党还需要说服至少一名共和党议员，才能拿到60个赞成票，才可以阻止共和党的拖延策略（opposition filibuster）通过议案。国会博弈的产物自然是某种程度的折中，折中的程度如何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