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等等，各国的寡头权力结构也都不尽相同。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就是一个参照指标。根据2009 年2月中旬的股票市值，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百万居民中就拥有一位以上亿万富翁的大国，其单位GDP的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亿万富翁密度”方面，欧洲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其内部的差异很大——德国比较高，法国和意大利相对较低，英国则接近欧洲的平均水平（不计北爱尔兰）。虽然当时是股市的低点，俄罗斯仍然算是一个盛产亿万富翁的国家，每单位GDP的亿万富翁数量比欧盟的任何国家都多（除弹丸小国塞浦路斯）。

　　有意思的是，以此指标衡量，中国（包括香港）虽然低于美国，但也在欧盟水平之上。

　　寡头权力的强弱，也跟一国大小密切相关。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柏森（Adam Posen)在危机前所言：相对于那些幅员辽阔、多元的体系，小国或地区政府，更容易被少数富人掌控局面。

　　从这一方面来说，与单个国家的政府相比，欧盟的体制可能比较不容易向寡头势力低头。在布鲁塞尔游说，会比许多国家的首都更引人注目，这部分因为欧盟的体制更透明，虽然这还不够。欧洲商业精英通常过于分散，因此无法组成一个单一团体，这成为其影响决策过程的限制。欧盟内部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的寡头，经常通过该国政府的见解影响欧盟的决策，而不是直接到布鲁塞尔去。

　　危机过后，阔绰的寡头强权还将继续对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目前，他们的抵制是欧洲大陆至今未能充分地重组其银行体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德国的银行-政界复合体的抵制。但是，若不重组，欧洲的信贷投放就不可能正常运转。

　　应该重点考虑两方面的政策，一是制约寡头，防止他们不正当地获得经济寻租，反过来加强其权力。市场竞争政策是这方面一个关键工具。另一方面，要确保公民社会的成长不落后于寡头权力的膨胀，这就要求欧盟和国家层面的机构有能力并能问责。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场危机都突出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同时也加大了这样做的难度。■

　　作者Nicolas Véron是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