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生或家长的直观感受而论，高校委员会此举较易获得拥戴。但高考作为一项社会工程，衡量制度利弊却非如此简单。问题的真正核心恐怕是如何对待评价和展示。选拔正在和培养一道成为学校教育的功能，而选拔的基础在于评价。平心而论，学生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的：高校总是游离于其明示的标准之外，入选与否似乎往往基于不可知的因素，申请制下尤其如此，因此暴露更多的分数信息可能是危险的。高校也并不讳言这一点，认为不这样做只会增加考生投其所好的策略行为，而且适度的自由裁量权恰如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法治公开规则不可缺少的补充。另一方面，高校也可以反诘考生：高考分数本质上还是一种成绩单，高考真的特殊到可以只在成绩单上展示好成绩的程度吗？倘如此，投保时的健康或驾驶纪录呢？规则许可的自由度是否可能在不经意间触及欺骗的边界？果真如此，高校的评价体系就不得不又要考虑相应调整了。显然，全面的展示与真实的展示在此出现了背离。

　　相比美国貌似细枝末节的技术性改变，我国在高考招生领域面临的争议更大。今年，重庆文科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造假被取消了当年录取资格，引发普遍关注。让一个刚届成年的“孩子”来承受主要由其父母行为失当所造成的惨痛后果，很难不令人扼腕；而且，高考“裸分”第一的成绩难道还不足以展示这位同学的实力？然而，这些年驱动教育改革的社会共识提醒我们：成绩并非也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在涉及诚信底线和规则意识的问题上，如何展示比展示什么更重要。

　　几乎在决定拒录该学生的同时，北京大学透露将在明年扩大其自主招生的范围，并试行“校长推荐制”，即由考生就读的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通过北大面试程序的出色考生可在高考后获得降低分数线录取的优惠。事实上这几年，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的自主选拔已走得更远，单独组织的提前面试就将决定考生的录取与否，其之后参加的高考分数只作为参考；而且从今年开始，这项原本只针对上海考生的措施，也被扩大适用于浙江、江苏两省。

　　尽管各大学都一再强调上述操作的公开透明，但这些尝试仍难以避免地遭遇各方议论：公平性（如地域限制）之外，上述中学校长、高校面试官等在进行评价时的能力和操守也受到质疑。毕竟，从展示优点到“只”展示优点，从唯才是举到唯“财”是举，常常不过是一步之遥。遑论徇私舞弊，有意无意间侧重或尺度上的摇摆，就很容易造成对考生的不公。考虑到国情现实，“申请推荐制”虽有很多优势，但目前恐仍不宜在我国大范围采用。作为关键一环，相比美国，我们缺少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的新型第三方评价机制（尽管如前所述，SAT、ACT也远非完美），而这样的机制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且离不开相互竞争以保持生机（诚然，其也不免负面效果）。也正因如此，虽然以笔试为主的现行官方标准化统一高考之弊端备受责难，在短期内还真很难觅得一种能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方式，毕竟它相对低成本地实现了最低限度上的形式公平。

　　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推动人类进步，可是学生、大中学校、考试组织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重重博弈。改革不易，正确的改革更难；知难而进，更需要深入的专业论证和用心思量。从美国到中国，制度设计都在逐渐体现对青少年考生的关怀，适当减负无疑是必要的，但压力不可能完全消除，后者的实现终归有赖于更多的机会、资源投入和多元价值判断。其实，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评价和展示问题早已超越了高考范畴，而成为现代人类社会普遍性的困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康奈尔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