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认为，谣言散布，根本原因在于群众有获得信息的需要。在本次事件中，如果散播谣言的人并不存在“主观上故意颠覆政府”的目的，只能理解为百姓出于对自己生存状况或健康状况的极度担心，而产生的自保行为。

　　展江认为，如果并不涉及国家机密，不存在需要保密的事实前提，那么，一旦政府信息披露既不及时，也不充分，造成谣言四起，在社会上引起恐慌，政府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本次事件中，当地政府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遮遮掩掩，才不得不出面辟谣，实际上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由于信息公布不及时、反应不迅速，造成了群众大规模转移的情况，社会影响恶劣，应该为以后政府信息公开敲响警钟。

　　关于事后政府对传播谣言者处罚是否过于严重，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对网民免于处罚，展江认为，本次事件与最近几年发生的多起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稍有不同。差别就在本次事件已经引发了切实的后果，即百姓大规模逃亡，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后果是可感的。因此，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对其中的一两个情节比较严重的人传讯并予以适度教育，“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对其实施刑事拘留，涉及起诉及定罪，这样的处罚可能偏重。

　　展江说，事实很清楚，“由于主要责任首先在于当地官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对制造和传播谣言者给予治安处罚，也是尽量从轻为好。”反之，“如果不经过质证、复核等审查程序，仅仅因为‘地方官员一发火’，认为‘给当地丢了脸，添了乱’就随意处理，未免过于草率”。■

　　《财经》记者 刘志洁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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