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转型、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王锡锌指出，从许多群体性事件个案处理来看，责任领导的态度也是决定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在事件发生时，甚至在事件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用积极、开放的态度处理，本可以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发生，至少可以使冲突得到及时化解。

　　《规定》中明确了领导干部要被追究责任的七种情形，王锡锌认为，这种以结果为主要评判标准的规定，实际上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责任领导应从后果出发，注意方式、方法，此外，所有参与事件处理的干部，都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造成其他不良影响，那么，无论其他环节作了何种努力，主要领导仍要被问责。

　　王锡锌说，从过去多起群体事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到，目前许多领导干部面临突发事件，都是以应急、补救的思维着手处理。事实上，“亡羊补牢”固然需要，但地方治理中还须更加积极地引入预防机制。

　　王锡锌认为，《规范》的实施，的确对领导干部在处理公共问题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提高了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标准。要求领导干部们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突发事件，不躲不压，采取化解的方式，争取将事件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解决。

　　从《规范》的具体内容看，如何发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是问责制度能否切实发挥效果的关键。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引入有效的公众参与，采取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的处理方法，实行从以“管理”为主到以“参与”为主的“参与式治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王锡锌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尽管《规范》仅仅列举了七条适用问责制度的刚性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暗示着新的地方治理思维变革已经萌发。■

　　《财经》记者 刘志洁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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