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既往的案例中，香港乐施会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刘源博士却难以找到乐观的根据。

　　刘源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的大豆与棉花，便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中国作为棉花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曾使广大棉农受惠。但在2001年底，为了加入世贸，中国开放棉花市场，棉农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在2001-2004年间，中国进口的美国棉花增加了21倍。在中国逐步削减对棉业补贴的同时，美国依旧为其棉业提供极高水平的补贴，中国的棉花生产者被挤出市场。在2005年，中国年种棉的土地面积减少了一成，农民累计损失的收入高达2.08亿美元，失去的工作机会达到72万个。而自大豆市场开放后，大豆行业从生产到加工，基本全被外商控制。作为世界第四大大豆主产国，国产大豆持续低迷，积压严重，种植面积不断萎缩。

　　“从现在谈判的部门格局、利益格局来看，少数牧民的利益是否会被牺牲，我们难持乐观态度。”刘源表示，在中澳自贸区协定终成定局之前，需要呼吁政府关注弱势群体。“当前自由贸易对牧民的影响被低估，与矿业等强势产业相比，畜牧业的声音太弱。”

　　而对比农区，牧区所能享受到的补贴也极为有限。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宝音都仍简单对比了农牧区的国家扶持项目，发现农区所享有的优惠项目多达13种，而牧区所享有的只有3-4种。

　　“在政府的扶持和补贴下，传统牧业找准自己的定位，走上一条少而精的特色道路。”刘源如是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则提出另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他看来，应该还原传统畜牧业应有的价值。“一方面，消费者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消费的天然畜产品之上的生态、文化、品质价值。消费者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优质的产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不仅仅沉醉于质优价廉的幻想中。另一方面，政府应为牧业所承担的生态功能、国防功能支付相应的费用。”

　　海山教授亦认为，传统畜牧业面临的危机不能够由牧民自己来解决。“草原是整个中国的生态防线。我的意见就是别再做任何伤害草原的事情了。政府向草原投入资金，牧民和地方政府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保护好草原，二是保证边疆的稳定。”

　　“澳羊进军中国，或许是一个历史机会，让人们和政府重新认识草原畜牧业的功能和价值。”海山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