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发现与理论大相径庭。他们的解释是：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不完全吻合（principal-agency problem）。股东希望的是利润最大化；高管层想的是如何扩大公司规模，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坐公司的飞机到处飞，投资自己喜欢的项目。

　　于是Chetty和Saez设计了一个模型（Agency Model）：CEO可以把公司利润做有效投资，也可以投资在他自己喜欢但对公司基本无益的项目上（pet project），剩下的钱再分红。他的目的是，通过前两种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和虚荣心。

　　用标准的一次微分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分红税越高，CEO在自己喜欢的项目上投入越多，福利损失越大，但不影响有效投资的多少；公司所得税越高，CEO做有效投资就越小，但不影响他在自己喜欢项目上的投入。这个模型意味着，分红税和公司税一样，都会导致福利损失。

　　个人所得税对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也是在研究福利损失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一直没有定论。费尔德斯坦在1995年发表论文，说明所得税对两者的影响很大，但这以后的不少论文都说明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很容易适得其反，增加税率后税收反而少了。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不用那么担心。

　　Chetty和他的同事就此对丹麦1994年税改对丹麦劳动力供给（labor supply）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并在2009年发表论文。他们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这次税改程度深，覆盖面广，更容易发现人们对税改的反应。他们总结到：1）研究小税率变化对劳动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很有可能低估了税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2）工会的存在会使员工更加注重税率和税收结构的变化（salient）；他们和公司讨价还价的过程和博弈的结果反映了税率和税收结构的重要性。

　　虽然柴提没有深入讨论每一篇论文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及分析模型，但是他对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的一些论文的概述，让大学本科经济系的学生领略了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