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说，之所以说炼油相关成本的上升并不代表总成本的提高，是因为从国际原油市场上看，同期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仍能保持固定的成本开展生产，而未出现巨额亏损。如果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能够以这样的成本水平炼油，那么中国的石油公司也应该可以。

　　“不管我们目前盯住的原油成本的参数、指标、调整机制如何变化，目前我们所推行的定价机制仍是自2007年开始实行的‘原油加成本’法。”王炜瀚指出，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原油加成本”，在国际上被称作“Refinery gate price（炼油厂价格）”，也就是原油进入炼油厂的成本，加上炼油成本。“这是中国油价改革中，一次大的退步。”他强调。

　　所谓的“新定价机制”使得国内石油企业定价不受国际油价的价格约束，不能反映出一个石油公司的经营水平。事实上，炼油成本是企业能控制的。如果一家石油公司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低，自然这一部分的成本就高。当然了，如果石油企业要求员工高薪、高管更高薪的话，很明显，管理成本会奇高，并转嫁到产品端。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等国际原油价格水平下，为什么中国的石油公司不能产出“低价”成品油，或者说，我们的企业在同等的原油价格水平下，会面临巨额亏损。

　　他认为，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我们的厂商成本应该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对此，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放开油源，引进外资并授予经营权。如此，不但消费者能够得到实惠，国家受国内外大石油公司的牵制也会有效减少。

　　但是，中国一定不能走“低油价”路线，王炜瀚强调，“因为这并不符合国情。”中国的成品油定价同时也要注意在税收上进行控制，保证政府能够得到足够的税收，用于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财经》记者 刘志洁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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