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即便在应然角度上，政府和人大的关系还不清楚。但如今必须要改变强势政府和弱势人大的格局。

　　对此，俞光远也提醒说，由于政府主管部门存在部门利益，可能会把主观愿望带入法律中，导致立法产生倾向性。另一方面，理论和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由于全国人大人员编制限制，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难以应付大量的立法需求。

　　俞光远认为，为解决这些现实的难题，可由全国人大牵头，主管部门参与，由人大和主管部门联合起草法律，提高效率，逐步改革。但长期来说，全国人大的立法力量应该加强。

　　这些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还有不少更关键的税收立法，如何保证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公众的参与监督程度必须得到重视。

　　比如和百姓密切相关的物业税，李炜光强调，作为一种直接税，物业税将来要开征，必须走到法制的轨道上，不能再授权给国务院。“而且每一个业主、纳税人必须要有非常顺畅的渠道来参与这个事情，有他们选出来的代表。”

　　李炜光指出，从法理上说，物业税是对公民一部分财产权的剥夺。因此，税权归属一定要明确；立法程序必须公开、透明，保证社会公众在法律制定过程中的有效参与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