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增加或减少税收而引起的利益再分配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衡量，因为受影响的因素太多，数据很难采集，也很难分析。例如，如果政府试图对上市的汽车公司增加税，那么到底是谁在承担这个税呢？是消费者，还是员工，还是管理层，还是股东？他们各自承担多少呢？萨默斯等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们通过分析仅仅一个参数就可以等到答案 ——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政府宣布增税前后的变化。股票价格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里可以综合反映方方面面的信息。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是只适用于分析公司税，依赖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自由浮动，不适用于个人税或其他税种。

　　1988年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利用这种办法分析1986年税改（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对不同公司的影响，并发表论文。当时他才大学本科毕业。这篇论文是基于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使他获得经济系的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进而在麻省理工大学（MIT）攻读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他在公共财政和公共医疗领域里创建颇丰，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2009年再次进政府，是奥巴马总统医疗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

　　1986年，里根政府降低了公司所得税，取消了以前投资减税（investment tax credit）的规定，并加速了资产折旧的速度。卡特勒通过比较公司股票价格在税改前和税改后的变化，发现那些设备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那些有新投资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这个结果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想通，因为加速资产折旧速度对已有很多设备的公司有利（old capital）, 而取消投资减税对新投资（new capital）有害。这也是1986年税改没有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的主要原因。卡特勒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重视，发表以后经常被引用。

　　那么如果政府规定公司必须给雇员一定的福利待遇，例如，必须给员工购买身体保险，这会对公司、工资和劳工供给有什么影响呢？萨默斯在他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给员工提供福利待遇自然增加公司的雇佣成本，自然减少公司对劳工的需求，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劳工供给会因为公司提供福利待遇而增加，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萨默斯想到了这一点，结果是在新的供需平衡点，雇佣的劳工数量（employment）很有可能和以前差不多，但工资（wage rate）肯定低于以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员工得到福利待遇的代价是接受低工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任何惊奇。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再规定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标准高于新平衡点的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少雇人，从宏观上说就是减少了就业，伤害了劳工的利益。所以忽视经济规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规定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

　　同样，美国在1992年出台了残疾人法（Disability Act），要求公司满足残疾员工身体的特出需求，例如，在进大门的台阶旁边要建有斜坡以方便轮椅出入；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面临严重罚款；在工资方面对残疾员工要一视同仁等等。残疾人应该为此庆幸还是为此忧虑呢？据估算，公司增加一个残疾员工的平均成本要增加1000美元。两位经济学家（Acemoglu 和Angrist）在2001年发表论文评析残疾人法的效果。他们通过分析法律出台前后的残疾人就业率、工作时间、税后收入等一系列数据，发现这个法律适得其反：残疾人的就业和税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