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坚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危机，美国靠借钱保持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日子已经不能维持了。同时，中国扩大市场范围的出路也不能过度依靠国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稳定外需的出口退税政策就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他表示，试图稳定外需的出口退税政策说明，中国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的问题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施结构调整，特别是依靠改革扩大市场规模。“在这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的是深化改革，沉着应对，无需为今年‘保八’而不计代价。”

　　他说，本次经济危机实质上是对长期以来相当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但是，中国对此似乎缺乏真正的了解。稳定外需的出口退税政策事先假定，全球经济将出现复苏，或即使保持停滞，增加出口也能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假定对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将长期疲软估计不足，也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原因认识不足。为说明问题，首先需要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一个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赵坚解释说，目前，经济学界对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还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实际上，依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无法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对这一奇迹的经济学解释，需要深入理解“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主席杨格认为，斯密定理是整个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普遍原则。杨格在解释美国具有很高生产率的原因时曾正确指出，“决定其产业效率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看来是市场规模。”杨格的这一判断被美国经济史学家钱德勒进一步证实。钱德勒认为，“美国市场不仅比其他国家的市场更大，发展更快，而且还具有更高的同质性。”这是美国形成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相结合的生产流通模式的前提。市场范围扩大导致了杨格所说的产业间分工，实现了生产资本化或迂回生产方式的经济，导致了规模报酬递增。这种基于斯密定理的解释，为理解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理论线索。

　　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可以用扩大市场规模来解释。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扩大了农村市场，城市的住房商品化改革扩大了城市市场，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市场范围扩大到全球，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促进了产业间分工和规模收益递增。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的深化，与实现规模经济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正反馈过程，这一机制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目前的问题在于，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赵坚说。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美元外汇储备高速增长。这表明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美国印刷的钞票，我们还不能改变世界金融体系的规则，这种增长模式存在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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