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病毒不受国界限制，也不受行政区划或者其他地域限制，但不同的制度设计、不同的人们的品性对传染病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在现时代，人们频繁流动，不管是为经商、为工作、为学习、为旅游、为私事及其他各种原因，限定人的行动自由，会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各种不便。个人出于对他人的责任感而“自我隔离”，是一种品行高尚的表现，应予以肯定，但不宜强求别人也这样做。作为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决策则更应谨慎、恰当，轻易不应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且有充足证据证明和充分理由向公众说明，非这样做不可。

　　他进一步指出，应对传染病，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须有政策伦理、制度伦理的思考。比如说，公共卫生，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权利，还是国家、社会整体的“公共”安全。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公共卫生，当然要首先考虑社会的、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另一种提出挑战的说法是：在今天，公共卫生的基础在人权。

　　他分析指出，说首先考虑整体利益、绝大多数人利益，且冠以“公共”之名，好像是理直气壮。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总体性社会走来的人们不应忘记，把抽象整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很容易把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从“整体”中剥离出来。而改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我们的认识也就应改为：是一个一个的公民组成了国家。个人不是权利主体而只是抽象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集体无意识应该摒弃；“个人应无条件地为整体作出牺牲”的说法已成过去。

　　他承认，在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国家中，不同人的合法利益会有冲突，不同的权利空间会有重叠。这在传染病的防治中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说，一些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使，在特定情况下会伤及另一些人的健康，而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健康采取的举措，却可能给一些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认识到这些，就不能简单地以“公共”的名义，无视一些人的权利和利益作出决策和制度安排。

　　为此，他建议，在作出决策和制度安排时，应该注意：一，完整、全面地公开信息，负责任地作出非专业人员听得懂的解释；二，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定和施行；三，决策中平衡、协调不同利益、主张，对人的“绝对权利”（如生命、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对其实施医药或科学实验等）必须认可、保护，对“非绝对权利”（如人身自由等）也须认可、尊重，换句话说，保护是常态，“限制”只能是非常态情状下的特例，而且须在绝对没有其他可替代方法以减轻损害，并由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且须是措施与保护权利本质的目标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和相称性；措施对权利“合法侵损”的侵损程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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