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张志雄】这几个月，全球相当一部分金融领导和专业人士都在喊，经济见底，复苏指日可待。而股市也从恐慌性下跌变成了恐慌性上涨，符合笔者三个月前在本专栏写的“‘拉斯普京’效应”预期。“符合预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如是说，赶赶金融业的时尚潮流吧。

　　面对一场金融灾难，劫后余生，亢奋一番很正常，但也别高兴过头。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对历史的思索，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中国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山区公路上，卡车尸骸累累的“翻车地区”，往往都不是所谓一级“险区”。司机翻车或“打山洞”（车头撞山）的处所，一般都是在“履险如夷”之后的次级险区。而美国的交通统计也发现，车祸多发生在“离家不远”的地区。何也？无他，大意失荆州。

　　唐先生以此为例，解释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翻车”的原因。关于“西安事变”，很多人想不通：蒋介石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玩家，“一生惟谨慎”，何以于“剿共”前线，被两支军心不稳的“杂牌部队”一网成擒？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而此前的6月1日爆发了“两广事变”，它与“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以“抗日救国”为旗号反对“南京中央”的“兵谏”。只不过一阳谋，一“阴谋”而已。搞阳谋的是虎踞两广，拥兵数十万、飞机数十架，械精饷足的“南天王”陈济堂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实力要比张、杨强得多。当时，“两广”认为自己有相当的胜算，因为蒋介石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他们未必不能揭竿而起，直捣南京。但据唐先生考证，蒋介石最后离间了关键的实力人物——湖南省主席何键，让“两广”进退失据，最终一举粉碎了“两广”的阳谋。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位居国内半独立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俯首听令，蒋介石声望随之提高，算是如日中天了。在“两广事变”10月解决后，蒋介石便于12月率领一批中央大员会聚西安，而对本身的安全措施，并未多虑。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几个月，刚刚“履险如夷”地驶过“最险区”，却没有想到，会在次级险区的西安，“打了山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