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体操王子”李宁则对我说，他特别为他的师兄们遗憾，“1980年，是他们最好的年龄。”他所说的师兄，应该是这样一批体操名将：李月久（出生于1957年），黄玉斌（出生于1958年），童非（出生于1961年）。

　　1980年，1984年，仅以两届而论，多少国家胁迫着它的运动员抵制了奥运会，又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运动生命中的“最好的年龄”。

　　在中国纪念建国60年的年份里，我们终于不再以简单的“放弃”或“抵制”处理问题了，尽管这次的体育竞技地点更有政治“敏感”度。

　　或许，高雄方面承办这样的世界性比赛，也有他们政治上的诉求。早在2005年，世界运动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弗罗里希就曾警告说，当时的高雄市“代市长”陈其迈在高雄世运会推介活动时全部使用“台湾”，违反了高雄与世界运动会国际联合会签订的协议（被允许的称谓是“中国台北”）。

　　可以想象，在高雄世界运动会举行前后，政治也会无处不在地渗透进体育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是，请相信政治家们的智慧，他们会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而非牺牲运动员的权益。

　　国际奥委会经常站出来强调，“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每个理智的人都清楚，这只是奥林匹克的愿望而已。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实在并不容易。体育与政治早就在发生关系，也必然要发生越来越多的关系。谁都知道，“乒乓外交”对鸿沟两侧的中美两国曾经是多么的重要。

　　我倒是很欣赏中国台北奥运代表团总团长蔡赐爵的态度。他在去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就不回避体育与政治的瓜葛，他说：体育可以令政治更柔滑，更人性化。

　　但愿高雄世界运动会，为他的观点提供新的佐证。■